李季濂
李季濂(1877—1936年)，原名李锡贞，广东省信宜县镇隆镇大路街人。华侨企业家。1877年5月6日，李季濂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李再荣是一位学者。李季濂自幼受家庭熏陶，广读群书，学问大进，考试一举知名，诰授知政大夫，授五品衔委用训导，被派赴北方任职。后感于清朝时弊严重，辞职从商，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参与推翻帝制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民政厅秘书、广州市政府顾问，1919年(民国8年)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再度辞职从商。
陈铭盘
陈铭盘(1865-1924年)原名陈树荣，信宜县怀乡镇平梅村人。清同治四年(1865年)出生于原籍平梅村，是信宜早期旅居南洋第一个有成就的华侨企业家。
陈铭盘同胞兄弟六人,他排第三。长兄陈宠三,少年好读，后改儒为商，继又改商为仕,官游粤西,曾任广西恩隆县、容县知县,白石盐场知事。陈铭盘为前清秀才，琼州府国子监，曾任民国广东省参议员、信宜县长。
李孝式
李孝式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首任财政部长，开国元勋之一。
1953年起先后任马来西亚铁道部长、交通部长和财政部长，时间长达7年。这是在外国任部长级职务的第一个广东信宜籍人。
李孝式，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1901年1月9日）出生，广东省信宜县梓童坊大路街人。民国元年（1912年）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小。1914年升入广州中学，1915年便转入香港皇仁书院读书，皇仁书院是仿英国式的十年制中学，毕业后直接留学英国，就读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由于学习刻苦，1923年获经济、法律两科硕士学位，还被推举为经济学院董事。1924年回到祖国，旋即随他父亲、华侨实业家李季濂到马来西亚经营锡矿业，从此时起，他便致力于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为华侨办了许多实事、信誉卓著。他历任吉隆坡市政府议员15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长达16年。任马来西亚高州总会会长、雪兰莪广东会馆会长、雪森彭矿务公会会长。由于他从事公众机关10余年之首长或董事，使他成为一方侨领。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雪兰莪华侨气愤填膺，奋起组织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李孝式奔走呐喊，被举为会长。当时筹募到巨额义款达1000多万元，有力地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41年日军侵入马来亚，他穿上戎装，被当局委任为吉隆坡防空总司令。南洋失陷后，他不得不撤离赴印度，再回祖国抗日陪都重庆，受命任印度抗日联军上校参谋，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考式返回马来亚，立即创办《中国报》，使炎黄文化在华侨中不致中断，亲自出任董事长。与此同时，他向当地政府提议成立华人矿务复兴贷款委员会，给华人矿业贷款2000万元，矿业是马来亚的经济命脉，亦是华侨衣食之源，此举，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矿场得以迅速复兴，随后组织马来亚华人矿务委员会，他被举任会长。
1948年，马来亚联邦成立，他被任命为非官方立法会兼行政会议员。1949年，李孝式为了有利于华人在马来亚联邦政治地位的稳定，便积极组织"马来亚华人公会，他被举为总会政治组织主任、总会副会长。1952年，为谋求华巫两大民族的亲善和政治方面的发展，他以卓越的政治眼光组织马华公会与巫统机构的联盟政党。1953年，李孝式任海港铁道部长，翌年任交通部长。1955年，马来亚全国大选，李孝式为联盟圆桌会议主席，复为联盟竞选委员会副主席，大选结果，联盟在52席中得51席，联盟受命组阁。1956年，李孝式二次与首席部长往英国，与英政府谈判马来亚独立与国防条约以及财政问题，并参与马来亚独立的签字仪式。不久出任首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更为难得的是获得爵位。1956年，李孝式获英皇封为[link]爵士。
1959年，马来亚全国只有4人。从此之后，李孝式署名为：敦·李孝式，这是令人尊敬的头衔。他于1966年后致力于金融业方面发展。创立兴业银行，资产达4.1亿美元，并有附属机构，其资产亦达1.48亿美元。敦·李孝式晚年仍然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对桑梓故土的信宜华侨中学的兴办，给了大力的支持，并亲笔书题华侨中学校名，使他的美名频传遐迩。
敦·李孝式在1988年6月22日离开了人世，享年87周岁。他的一生，反映了华侨在海外奋斗的业绩，后来落籍马来西亚，荣获勋衔，造福华人。无愧为炎黄子孙的精英。
林云陔
1931年至1936年的广东，向来被公认为民国时代广东最安定的几年。这几年，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担任广东省主席（即省长）的林云陔，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路起义的组织领导者
林云陔，原名林公竞，字毅为，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大垌官岸村人，1883年1月出生。少年丧母，跟姑丈就读于茂名，1906年考入两广方言高等学堂。在此期间，适遇朱执信由日本归国任该校教员，林云陔认识了朱执信，逐渐与之来往密切。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广州长兴学舍设秘密机关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秘密革命活动经费比较缺乏，林云陔多方设法筹借。1910年，林云陔参加了朱执信领导的庚戌新军起义，1911年3月29日又参加黄花岗起义，他在广州租双门底詹同文笔店后屋作起义储藏转运军械的机关，积极运输枪械弹药，供给起义军；朱执信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受伤，撤退到此处隐蔽和化装，翌晨由林云陔秘密护送撤出广州脱险。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林云陔奉命负责组织领导南路（高、雷、廉）起义重任。他先到香港领取军械，再由香港经江门赴高州。抵高州后，秘密会集革命党骨干于鸿渐馆，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决心誓死作战，务求起义成功。在林云陔的指挥下，兵分几路进行：一是秘密调民军防营黄元贞、张锦芳直迫高州城；二是由同盟会员林树巍率领信宜选锋队（敢死队）首先发难；三是策动新军干部投诚。做好这几方面工作之后，林云陔亲自率武装队伍攻入道台衙门，宣布反正（起义）。11月13日（农历九月廿三日）成立高州军政分府，林云陔被推举为分都督，接着他以都督名义敦促南路各县革命党人继续讨伐清兵，从而使南路局势日趋稳定。不久，林云陔调任广东省都督秘书。
致力于经济工作
1912年，林云陔被孙中山派赴美国纽约舍利乔斯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获硕士学位。1919年，他从美国回来，随孙中山在上海，任《建设》杂志撰述。他将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英文稿译成中文，从此便把精力转向经济工作。
1920年，林云陔随孙中山回广东，先任登记局长，接着改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广东省教育会编译处主任。不久孙中山率师北伐，他随师到当时设在广西桂林的大本营。任大本营金库长兼广西省银行行长，负责军需供给。在经济来源缺乏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北伐顺利进行。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立即命令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叛军，林云陔随北伐军步行回广东。这时军需供应遇到困难，他奉孙中山之命，赶往香港筹饷，经多方努力，迅速将款筹到带回，派陆幼刚送到前线，为平息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3年2月8日，林云陔任广州市市长，1924年之后，又先后改任广东省审判厅厅长、检察厅检察长、中国国民党广东南路督导、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27年5月20日再次任广州市市长（当时称市政委员长）；1928年1月7日第三次任广州市市长。三次担任市长的时间虽不长，林云陔却施展了他在经济建设上本领，作出了不少建树，如市银行和市医院之创立，海珠桥之架设，海珠新堤（今沿江路）及内河港之建筑，自动电话之装置，自来水、电灯之改良，广州市马路之扩展，地下排水道之修浚，中山图书馆之增设，均为林云陔在任期间陆续完成的。
出任广东省主席以后
1931年，陈济棠控制了广东，为了稳定局势，邀林云陔出任省主席。林云陔欣然接受，于6月就职。此后五年间，广东省政治比较安定，使林云陔能着手进行一系列经济建设。
1932年，岭南大学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向林云陔介绍说，该校教授冯锐对蔗糖业很有研究，大可借重。接着，冯锐又向林云陔提出了一份发展广东蔗糖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上认为广东省的气候、土壤都很适合于发展蔗糖事业，同时广东的土蔗糖有良好的基础，每年运销华北各地的土糖数量很大，如果改种高产的渣华（即爪哇）蔗种，改用新式机器制糖，就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而且投资少，利润多，见效快。林云陔看了以后，十分赞同，立即将这个意见书交给陈济棠，不久便委任冯锐为广东省农林局长，主办其事。在林云陔和冯锐的努力下，只用两年时间，全省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榨量达1500吨以上的制糖厂七个，并附设有酒精厂。
与此同时，林云陔大力发展水泥、造纸、纺织、饮料、玻璃和电力等工业。他运用以厂养厂的办法，首先经营好水泥厂，以水泥厂之盈利兴办糖厂，又以糖厂之盈利再办纺织厂，复以水泥厂、糖厂之盈利办造纸厂、化肥厂、汽水厂、啤酒厂、硫酸厂、麻包厂等二十八间工厂。使广东工业逐步发展起来。除了工业之外，林云陔对其他建设事业也很重视，例如中山纪念堂的修建，全省公路干线的修筑，罗浮公园的开辟，飞机场的扩建，石牌中山大学新校舍的兴建等，都是他在任时期完成的。林云陔的这些政绩，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林云陔的这些建树，给国计民生带来了不少好处。1936年，陈济棠在国难严重关头准备发动内战，于是林云陔便与陈济棠分道扬镳，离开广东省府，8月，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兼中央审计部部长（后改为审计长）。此后12年，他一直主持审计部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审计部政绩名列民国中央各直属党政机关第一名，他也被誉为"谋国忠勇，治事勤奋，廉正楷模;。他的夫人陆景贤随他一起生活，亲自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如普通居民一样，这在当时也传为美谈
1948年10月7日，林云陔病逝于南京，享年65岁。
李怀霜
李怀霜，原名李葭荣，字蒹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他是国内有影响的作家、编辑和学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老会员，旧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家，曾主编《天铎报》和《珠江日刊》，著有《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已散佚）。
从清举人到反清斗士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李怀霜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其家世代书香，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贡生，高祖父李宜昌是清朝进士，父亲李逢臣在江西做官十余年，历任南城、峡江县丞，居正八品。李怀霜幼年随父，生活于官舍。他聪敏好学，尤长于诗文。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李怀霜中试举人第三名。中举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文化事业，他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写下章回小说《炙蛾灯》等作品。他与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深，吴趼人揭露封建社会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时，他为之作了序。1909年，他与吴趼人、卢伟昌、郭健霄等在上海组织“两广同乡会”并创设“广志两等小学”。吴趼人逝世后不久（1990年），他写了《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趼人的磊落气节和文学成就。文章结尾说：“君盖文章气节之士，虽或矫枉过正，而并世志士之摧残根本，自矜学植者，对之当有惭色。光明磊落如君，顾令不得志以终，非社会之咎而谁咎哉！”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后，李怀霜便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等邀汉冶萍公司股东粤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他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1911年清政府策划将中国的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激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护路风潮”。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人）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抨击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题，连续发表十篇时事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这十篇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1912年1月4日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次日便在《天铎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这段时间，李怀霜还亲笔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并与保皇党康有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批判康有为倒行逆施的言行，坚持与封建军阀作斗争。
1912年春，袁世凯上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李怀霜继续以《天铎报》为阵地，刊登大量宣扬民主革命的文章，与袁世凯窃国的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袁世凯把屠刀伸向坚持民主革命的人士。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不怕风险，写下《宋钝初先生诔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日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亡命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年冬，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日刊》，李怀霜出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出力。在他主持下，《珠江日刊》积极宣传民主，揭露军阀。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囚禁了军政府陆军部长，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立即以《珠江日刊》为阵地，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并将李根源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公之于众。李根源、莫荣新恼羞成怒，采取各种恶劣手段打击李怀霜及甄亮甫。甄亮甫见势不妙，秘密潜匿。在这种情况下，李怀霜只好停办《珠江日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
1929年，李怀霜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李怀霜在第一集团军任少将主任秘书，这期间常为广州《民国日报》撰写评论。1935年，他前往西贡、星洲慰问华侨。在西贡到星洲的途中，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经历，想到当前的国难，无比感慨，于船上写下《“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发西贡赴星洲》诗：“新恨阗腔访昔游，巫风印俗上心头。敢夸异表云中鹤，未拟同情海上鸥。裂土存孤开国史，结金称叔荩臣谋。廿年前后兴亡话，付与天南一叶舟。”
以诗文自娱的暮年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怀霜一度回到高州，曾在当地报纸发表抗日声明，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
1940年1月，他任广东省南路行署秘书。1942年1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聘任他为广东省政府秘书，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无心于政事，同时适逢母葬和女儿病逝，推迟到了3月底才偕夫人张剑影到设在韶关的省政府赴任。任职期间，终日以诗文自娱。李汉魂见此，便尽量减少他的事务，而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他自己叙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几静窗明，薰风扇爽，山林幽邃，门禁威严，同僚以外，隔绝宾游，终日怡然，惟晤对孺人，或歌以自遣。”但是，他仍未忘记国家与民族的危难，在他所作的不少诗文中，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在1943年春写的《吴逸志将军吊清臣曾国藩墓赋诗徵和却寄》诗十首，批判某些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诗中写道：“急难釜中闻豆泣，缓归陌上见华开。绛侯无与安刘事，怊怅昭阳赤朋来。”“师岭幽宫閟睡师，虬髯论史到今疑。如何上国奇男子，不采风人御侮诗？”这些诗句写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其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6年，李怀霜到香港定居。1950年病逝于香港，终年76岁。
李怀霜一生著述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清衣自惟，今日已觉昨日之非。明日未见今日之是。偶有所作，不经散佚，辄付摧烧。”所以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同乡李卓立经过多方努力，才收到李怀霜的部分作品，编成《弞庵文存》一卷，《弞庵诗辑》三卷。惜亦荡然无存。现搜集到的仅有诗四十一首，文数篇。然而仅从这些诗文，便可看到李怀霜的造诣。他的诗被誉为：“随园之性情，愚叟之格调，阮亭之神韵，皆略兼赅。”如年青时作的《赋得水关红叶秋。得红字五言八韵》：“话旧逢今雨，江关琢句同。水遥蘋正白，秋老叶初红。远浦明孤鹜，疏林隐断虹。赋才萧瑟感，画意浅深融。艳衬清溪蓼，寒飘曲岸枫。鼓声官渡晚，灯晕客船风。几树苍茫外，双扉掩影中。飞卿工赠答，丽语入诗筒。”他的文，以严谨著称。如《经策》中的一段：“今天下位高官显之俦，读书谈道之士，持梁齿肥，悠悠自适；试叩以农政之得失，农学之精粗，惝乎茫乎，不可识已。其甚者家绍世禄，言称先王，更鄙薄厌恶之，以为粪土之谋，学士大夫岂屑出此？呜呼谬哉！”除诗文之外，还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合注宋词。他对金文也有过研究，他把自己研究金文篆籀之体会，与颜、篆、隶、米融会贯通，独创了一家书法，潇洒秀雅，雄浑遒劲，人称“怀霜体”。长江南北，有得其墨宝者，作珍品保存。
廖盖隆
廖盖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
廖盖隆， 1918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县白石镇扶龙蔗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至1932年，在白石吐珠小学读书。1932年至1935年，在信宜怀新中学读初中。1935年至1938年在广东高州中学高中班师范科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了“星期日下乡抗日宣传队”、“抗战剧社”、“新书合作社”等爱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8月，他带领部分进步同学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34队、高级第4队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初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研究并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41年4月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经济组财政小组组长，并被聘为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特约撰稿员，发表了多篇关于国民党财政危机的论文。1944年4月调《解放日报》社，先后任国民党统治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1946年调新华社，先后任国内部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于1950年撰写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阐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和必然性，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从而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正确认识。此书曾广为发行，后被选为高中教材，改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并以《从延安到北京》为书名翻译成英文出版。
从1951年1月起，廖盖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报纸处任副处长、处长（即局长）等职务，兼任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 1957年6月后的四年，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不久任朱德政治秘书。从1961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任《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一书的编写组长。曾主编内部出版的《非洲手册》。
“文化大革命”中，廖盖隆遭受迫害。1975年1月恢复工作， 1978年任中共中央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1979年出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参加了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之后一段时间还参加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
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同年，兼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担任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还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为了推动全国的党史研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刊物。由他主持编写和修改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其内容精练、史料翔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经多次增订，至今发行数百万册，成为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廖盖隆在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工作期间，曾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组织多次学术讨论和史料考评，澄清了党史中一些重要的疑难问题，为推动全国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11月后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990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廖盖隆离职休养。
廖盖隆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他勤于富余，著述颇丰。除散见于报刊的一些论文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1950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党史探索》（1983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87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8年）、《毛泽东思想史》（1993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1995年）、《中国和全球走势》（1996年）等。这些著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配合党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广泛的、有益的积极作用。
他担任主编的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1987年）、《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方法》（1987年）、《新中国编年史》（198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91年）、《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与丁晓春等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画册）》（与谷长春、蒋齐生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名人大辞典》三卷（与范源、罗竹风主编，共收人物3万多人，1991～ 1993年）、《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与孙连城共同主编，1993年）、《社会主义百科要览》（与梁初鸿等共同主编，1993年）、《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与刘佑兴等共同主编，1993年）、《抗日战争写真》（1996年），此外，1982年至1987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6册。
廖盖隆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是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得到思想理论界的好评。
廖盖隆工作认真，勇于负责，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史研究、学术讨论等工作中，提倡以确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拓宽视野，独立思考，大胆提出新观点、新诊断。他的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是廖盖隆突出的优点。即使在他离职休养后，仍然读书不倦，笔耕不缀，屡有新著问世。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周围的人学、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洪流中，成长为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长期以来，他自己动手积累资料，写读书笔记，认真记录各种会议上有价值的发言，无论参加大小会议，均事前认真写出发言稿，表现出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受到广泛的称道。
廖盖隆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待人热忱宽厚，乐于助人，积极主动培养青年，奖掖后进，深受人们的敬重。
廖盖隆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勤奋工作，严谨治学，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业绩和风范，勤奋的治学态度，不倦的探索精神，开明的领导作风，忠厚的长者气度，是党史工作者的楷模。
廖盖隆，因病于2001年6月23日18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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