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 朋
唐代僧人，能诗者不少，但著名于世者不多，而寒山、皎然、齐已、贯休、可朋名扬海内外，堪称唐代大诗人。可朋（896—963），眉州丹棱县城东人，幼聪慧过人，晚年披缁于丹棱县城南２０公里九龙山竹林寺．他平生工诗，酒量过人，自号醉髡，世称“醉酒诗僧”。
曾积酒债无以偿还，常借诗朋好友之资以度岁月。与卢延让、欧阳炯、方干、齐已、贯休为诗友交，应酬唱和，吟咏赠答，往来无容丰富，硕果纷呈。主要宣扬佛门宗教思想，阐发、体现佛教的哲理。也有揭露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表现抚时感事的忧愤之作。还有描写祖国山川秀美，激发人们爱国之情的诗作。其诗艺术风格或明快、或凝重、或疏淡、或旷远、或晦涩、或峭刻，多彩多姿，的确是留给后世的一笔财富。
唐 庚
北宋文学家、诗人唐庚（1071 —1121），字子西，眉山市丹棱县唐河乡人。唐庚自幼聪慧，广泛阅读韩愈、柳宗元、苏轼作品，十分钦佩他们的文才、人格，特别是其忠正耿直和高尚的品德。唐庚１４岁开始作诗文，也作的《明妃曲》、《戏题醉仙崖》深为老师赏识，文才显于乡里。绍圣元年（1094）年唐庚进士及第后，先后出任过益昌、阆中、绵州、凤翔等州、县官。宗徽宗大观四年（1110）入朝为宗子博士。他为官清正，以文辞名噪当时，著作甚多，诗、文、诗话、文论共８０多卷。
采藤曲效王建体
北宋·唐庚
鲁人酒薄邯郸围，西河渡桥南越悲。
岁调红藤百万计，此古一作无穷时。
去年采藤藤已乏，今年采藤藤转竭。
入山十日脱身归，新藤出土拳如蕨。
淇园取竹况有年，越山采藤输不前。
今年输藤指黄犊，明年输藤波及屋。
杨 素
杨素，号素翁，北宋成都府路眉州丹棱县丹棱镇茶林村人。才华出众，正直，对人也很平和，只凭礼义而不凭钱势享誉一方。喜好诗文，仰慕杜甫、黄庭坚、苏轼等文坛领袖。好收藏，时为蜀中著名的藏书家。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7），杨素带上竹书橱（素赠黄的礼物）乘船前往戎州，将黄庭坚书写的800首杜甫两川夔峡诗带回故乡，请数十名石匠刻于石碑。元符三年（1100年），在他的故乡茶林村杨湾（杨素舍侧）修建了一座高屋大堂珍藏其诗碑，并用青石板铺筑一条通往县城的道路。竣工后，杨素请名于黄庭坚，黄庭坚为之题名曰“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记述此事。有诗曰：“南安（今丹棱）多胜壮江山，白鹤儒林大雅堂．”
李 焘
李焘（1115年—1184年），字仁甫，号巽岩，眉州丹棱（今属四川）人。
生平
十二岁时，亲睹“靖康之祸”，北宋覆亡，二十岁愤恨金仇未报，写了《反正议》十四篇。绍兴八年（1138年）进士。官至实录院检讨官、修撰。勤于政事，颇有政绩，无歌姬，不置产。张栻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痛恨秦桧误国擅权，为秦桧所忌，仕途颇不顺。大部份的时间都在担任史官著述，以四十年之力，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九百八十卷，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960年），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1127年），记北宋九朝168年史事。据史载，李焘在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因卷秩庞大，前后分四次上进。今本久已亡佚，后从《永乐大典》中辑录部份。
淳熙十一年（1184年），临终前遗言：“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著有《巽岩文集》、《四朝通史》、《春秋学》等五十多种，大多失佚。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十卷、《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清代皆编入《四库全书》。
彭端淑
彭端淑代表作《为学》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人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 节制重镇．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进。人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追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他在一次监督运送大十去粤西的归途中，失足落水，虽幸免于死，但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
归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土”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学生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著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主锦江书院讲席之后，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此时，他对宦海仕途生活极为厌倦，甚至悔恨自己过去热衷什途力争功名是误落尘网，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这首诗中说：“‘疲驴消日月，薄宦久；”‘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彭端淑一生苦工诗文，他一直坚持“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但在文学道路上，他却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他在《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的序中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制义’即人股文。可见，彭端淑在五十岁以前，主要是致力于八股和古文。尽管他在古文方面“学之可为至笃”，然而在清廷专制统治和“文字狱”的压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碍了他在文学上的发展。直到近五十岁时，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现出激越奋进。深沉稳健的倾向，给人以鼓舞和教益。
为官时的经历使彭端淑对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他的诗中对广大贫苦农民寄予了满腔的同情。每当荒年歉收，饥民无衣无食，他总是忧心如焚。他在《夏镇》一诗中愤愤地写道：“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在《七月十六日》一诗中又对长年勤劳耕作的贫苦农民寄予了“忧早几经旬，农夫心独苦’的深情赞叹！
彭端淑写景的诗很有情味。如记锦江春色的《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如果不是春大到成都郊外走上几趟，如此有情味的诗情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彭端淑一生著述较多，可惜不少已经散佚。他与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性于京师，俱以文知名于当时，一时有“丹棱三彭”之称。当然，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 也最大。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传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场罗家山，至今尚有坟台遗址。
吴光辉
吴光辉，男，1936年出生，四川省丹棱县人。1969年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随后留校任教自今。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曾任重庆市人大制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法学会理事、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干事。研究方向为法学基础理论、立法学。
出版专著（独著、主编、参编各一）三本：《立法论》、《立法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问题研究》；主编、副主编、参编教材共十一本，其中《法学基础理论教学大纲》、《法理基础理论教程》、《立法学》为全国统编教材；出版普及读物《公民法律常识》、《什么是法律》两本；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曾获得不同形式的奖励共十二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问题研究》（获四川省二等奖），《在研究生中开创全面系统地讲授马列主义法学著作的新思考》（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二等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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