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陈子昂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信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而下狱。
垂拱二年(686)，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
唐代初期诗歌，沿袭六朝余习，风格绮靡纤弱，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图扭转这种倾向。陈子昂的诗歌，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子昂死后，其友人卢藏用为之编次遗文10卷。
今存《陈伯玉文集》是经后人重编的。刻本中以明弘治间杨澄校刻杨春本《陈伯玉文集》10卷收辑作品比较多,并附录《新唐书》本传等有关材料。《四部丛刊》本即据此本影印。《世界文库》本，曾据明、清各本作过若干校订。今人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等书,补入诗文10余篇,成为较完备的本子，后附今人罗庸《陈子昂年谱》。今人彭庆生有《陈子昂诗注》。后附其所编《陈子昂年谱》及“诸家评论”。
谢东山
谢东山，字阳升，号高泉。射洪太和镇南郊谢家坝（今属城南王爷庙村）人。
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授兵部主事，累官至右金都御史，曾巡抚山东。编撰有《近譬轩集》40卷，《诗抄》40卷，《诗话》3卷，（《中庸集说启集》1卷，《贵阳图考》26卷，《明近体诗钞》29卷，删正《嘉靖·贵州通志》12卷。
宦游中，又曾深入产老酒的即墨等地民间，巡察酒技，搜录工艺，学得酿酒技术--易酒法。告老还乡后，利用其家附近涌泉山“山林茂密，涵濡水源，有泉甚旺，注入涪江”的良好自然条件，自设作坊，躬身实验，将易酒法应用于春酒传统酿造工艺中，固态发酵，固态蒸馏。用射洪粒大色匀的高粱、糯米、小麦为原料，以涌泉山水为酿酒用水，在中伏用高粱、糯米、小麦混合于恒温室内踩曲，并投放一年选用，酿成之酒再经过封缸贮藏经年而用，终于生产出了兼传统春酒风味又独具特色的新酒。
刘光谟
刘光谟(1846-1916)，字文卿，射洪县洋溪镇高石阶村人(今洋溪镇岱钦桥村)。
他出身于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国翼以教书为业。幼年随父亲就读私塾，勤奋学习。每得范文名篇，必反复诵读习作，努力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
光绪元年(1875年)，他参加贡生考试，中第一名，被选进省城尊经书院肄业。他专心致志阅读经史，研究学问。光绪五年(1879年)，以学识优异，委任为尊经书院斋长，管理图书典籍。这项工作为他的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还得到著名学者王壬秋、伍崧孙、钱铁江的教诲指导，为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深厚基础。
刘光谟在科举场中很不顺利。光绪二年(1876年)，第一次参加四川选拔举人的乡试，未能入选。以后在光绪五年、八年连科赴考，均名落孙山。值得称赞的是，他在考场受挫后，能处之泰然，并不把科举作为自己的唯一出路，而是认为“金榜无名，自立有路。”
他在《复某先生书》中说：“科举的事情，大权操在别人手中；著述的事情，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都可以成为继承和发扬学术文化的传人，关键在于能否有恒心长期不懈地努力学习。”他立下著书立说，为思想文化作贡献的宏愿。
在尊经书院十年间，夙兴夜寐，口诵手批，坚持不懈，博览群书。自称“目览三万卷，家藏八百部”，学有所得，就札记成篇。计有《香涛夫子说文口义》、《高石斋札记》、《高石斋日记》、《六书义经解浅说》、《蜀汉职官考》等书稿，师友请刊印流传，他都以谦辞推却。后仅有《高石斋文钞》三卷，在富顺县出版。
光绪九年(1883年)春，县人罗希堂邀请他参加筹修《射洪县志》，他欣然同意，并从省城运回书籍数千卷，广泛征集文献资料，作好修志准备。为了进一步作好修志的指导工作，他写了《射洪县修志议》及《县志分篇议》，这是两篇包括修志方法、纲目、体例的学术论著。后来又写了《答罗希堂进士论修志书》、《答罗希堂进士书》、《答修志局书》等关于方志理论方面的著述。
《修志议》全文分正名、辨体、博征、分门、补订、征文六条，除“博征”一条属于方志取材外，其余各条均为方志编纂的设计，议论比较广泛。《分篇议》提出记、表、传、志、序等为志书宏纲，缺一不可，并逐一追源溯流，作出恰当解释，提出撰修方法。如认为“大事记始于《史记》”，所记都是重大事件。修县志仿照这个办法，列大事记以提挈一书的纲领，可以开卷了然，如提网抓住了总绳一样。明确肯定了“大事记”的作用，是很有见地的主张。其余所论也多有独到之处。还对射洪的建置沿革，根据史料，作了严格的考证，对射洪历代旧志做到“增其所无，补其所略，考其所讹，订其所误。”
他的上述论著，以二十四史和著名的地方志为先例，以射洪的史事和旧县志存在的问题为依据，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结合实际，阐发新意。实际上是对明、清以来的修志经验作了概括总结，反映了乾、嘉以后方志思想的发展。“两议”、“三书”构成了他的方志理论体系，对当时的修志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受到近现代方志学家的赞赏，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光谟应聘参与编纂《潼川府志》，又有机会实践自己的修志理论。
刘光谟曾在自贡、合川等地的书院任教多年，晚年回乡，继续教书并整理校刊著作。当时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志之士，都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为求有助于挽救危急的时局，他进一步扩大治学范围，开始研究欧美的自然科学。在自流井曾请机器局一个技术人员为师，学习科技知识。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学而不厌，对农政、水利、军事等均能学有所得，以期能为国效力。在外患频仍，国家多难的时候，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热忱。
李雨生
李雨生，名云和，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光绪丙午科优贡，射洪县洋溪镇人。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筹备立宪。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李雨生当选为常驻议员。次年，兼任矿务公司协理。
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清政府颁收民办粤汉、川汉铁路为国有，并把筑路权卖给英、法、德、美4国银行团。这一劫掠和卖国行径，激起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民众的一致反对。李雨生随蒲殿俊、张澜等参加保路运动。蒲、张被捕后，李雨生与同盟会员杨尊三等回县，组织家乡民众参加保路废约斗争。
四川反正后，军政府委李雨生任川北宣慰副使，随正使张澜，巡行蓬溪、射洪、邻水等县。到射洪时，设临时行署于洋溪镇正街王爷庙。在当地宣讲民国新政，发动男子剪掉辫子，提倡妇女不再缠脚，规定居民每天清扫街道，讲究清洁卫生。倡导全县大力栽桑养蚕，督促射洪县署成立蚕桑局，出示告民保护桑树，发展蚕桑。在推行新政中力戒官吏虐民，惩治贪污腐败。前清户吏范瀛洲，估抗不交欠银120余两，适李雨生临县，饬如数赔偿，并执交知事公署法办，人心大快。民国2年(1913年)复被选为四川省议事会第一届议员。后不复出仕。
民国25年(1936年)，李雨生受聘担任射洪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任续修射洪县志委员会主任委员，虽年已六旬，但精心谋划，不遗余力，在整饬财政和提高志书质量之中功不可没。
民国32年(1943年)病逝，终年75岁。
于 渊
于渊，名光藻，号邦齐，射洪县于家坝(今广兴镇于家坝村)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在佃农家里。性豪爽，富有反抗精神。青年时，因遭乡绅凌辱，忍无可忍，愤而还击，后被迫外逃投军，以勇武善战闻名，由士兵逐级晋升到师长，为川军中著名爱国将领之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于渊拥护国共合作，参加工农革命，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和当时活跃在四川的共产党领导人杨二公、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取得联系，交往密切。
民国17年(1928年)，刘文辉部驻防江津的第一师副师长、共产党员张志和组织士兵起义，因行动失误而暴露，使军内共产党员受到"清党"威胁，中共四川省委密派于渊等2人冒险前往斡旋，从逆境中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脱险。
民国19年(1930年)于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执行省委决定，再次到江津发动部队起义，项鼎任前委书记，于渊负责指挥，因起义计划被敌侦悉，组织不严，众寡悬殊而失败。
民国22年8月至24年初(1933～1935年)，于渊任省会警察局长期间，对成都市的警政与治安，大力整顿。并利用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场所，掩护了不少党的骨干和进步人士。还安插了一些共产党人进警察局工作，直接掌握了部分公安权力。
民国24年(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红九军、三十军主力西进时，于渊任川军第六路军教导师二旅旅长。奉命防守北川、茂县间的土门要隘，于渊见红军受阻，即借口调整部署，撤离转移，使红四方面军当夜顺利突破土门防线攻占茂县，6月14日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路线，拒绝北上，强行带领左路红军，南下川康发动“天、芦、宝”战役。时朱德随军南下，得悉防守宝兴、芦山一带的川军有于渊的部队，乃密函示意相机让路。于渊冒杀身之祸，托故转移阵地，让出豁口，使红军顺利通过，为后来北上阿坝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次让路均受到上级的责难揭发，刘湘以“进不遵命，退亦突然”为辞，撤销于渊旅长职务，于次年初派往日本考察。
“西安事变”后，于渊回国返川，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车耀先等一起，秘密从事地下斗争，出资在成都创办《力文》杂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刘湘再度起用于渊一道出川抗战，委任副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
民国31年(1942年)，于渊经张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越二年，被选为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四川支部执行委员(1949年12月20日，民盟中央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增选于渊为民盟中央委员，时已牺牲)。民国35年(1946年)8月29日，四川民盟组织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为被蒋介石特务杀害的闻一多、李公朴两位爱国民主人士举行追悼大会，在敌特疯狂捣乱破坏下，他和张澜等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如期召开大会，表达了对烈士的沉痛悼念和对反动派的蔑视与愤慨。
民国36年(1947年)蒋介石施行全面白色恐怖。6月1日夜，成都警备司令部逮捕于渊入狱。于渊在狱中和杨伯恺等一起，团结、鼓舞难友坚持斗争。在严刑逼供与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妄图要他写“悔过书”，于渊回答：“现在天快亮了，我有啥过悔?悔过的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我!”1949年12月7日夜，于渊等34名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
成都解放后，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月19日在成都为于渊等十二桥殉难者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公祭典礼，安葬遗体于青羊宫二仙庵(今文化公园)烈士墓内。1951年3月5日，经川西行政公署批准授予于渊等革命烈士称号。当日，射洪县在金华镇亦召开了有五六千人参加的“于渊烈士追悼大会”。在金华山腰的苍松翠柏林间，建立了“于渊烈士衣冠冢”。
孙竹篱
孙竹篱生于1906年，其父孙文仲为清末秀才。孙竹篱幼年随父读书，打下古文经典基础。弟兄皆善书法，竹篱独喜绘画和诗文。15岁入滦县中国后因家贫中缀，17岁在北平琉璃厂做画师，宗法任伯年及上官周、钱慧安、吴友如等名家。
青年竹篱曾至无锡工作再转赴西安，他受聘于东北大学任职，“抗战”爆发前夕，孙竹篱于1937年再随东大内迁四川三台县。1952年，孙竹篱从教于子昂故里射洪县一直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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