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 祖
轩辕黄帝元妃嫘祖，是有史籍记载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母亲。《史记》载：“轩辕黄帝居轩辕黄帝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轩辕黄帝正妃。”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作者、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所题唐《嫘祖圣地》碑文称：“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轩辕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
严 震
严震(公元732-799)，盐亭县人，官至宰相。唐肃宗乾元年间，各地藩镇拥兵乱国。国库空虚，军饷不足。严震响应朝廷号召屡次捐巨资助朝廷平乱。初仕任凤州(今陕西凤县)团练使，次升梁州刺史。时国乱，德宗欲幸山南，严震上表迎驾至梁州。乱平定，德宗改梁州为兴元府，严震为兴元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再加户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贞元十五年卒，赠太保，谥忠穆。严震为政清廉，功勋卓著，严家名仕亦多。杜甫曾诗云：全蜀多名士，严家聚德星。
文 同
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先生，梓州(今四川盐亭)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历任邛州(今四川邛崃)、汉州(今四川广汉)等州通判、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等。元丰二年(1078)奉调湖州(今属浙江)知州，次年正月病逝于赴任途中，世称“文湖州”。
文同是一位著名画家，是当时日益兴起的“文人画”风潮的代表。他好画水、石、松、竹，尤长于墨竹，主张画竹者头脑里要先形成一个完整、生动的竹的形象，然后挥笔图写，一气呵成，汉语成语中的“胸有成竹”一语便是苏轼对他这一绘画理论的概括。他创造了以浓墨画叶面，以淡墨画叶背的竹叶画法，在后世影响较大。其传世画作有《墨竹图》，现藏台湾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文同是苏轼的从表兄，两人关系很亲密，经常一起讨论切磋诗文书画的技艺。在绘画方面，苏轼还是文同的学生。苏轼艺术理论上的一些重要见解，不少受到了来自文同绘画成就的启发。
文同的诗名虽远不及画名，但他的诗还是有独特造诣的。当时苏轼称他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苏轼诗集》卷二六《书文与可墨画竹并叙》)诗歌的成就列在第一。虽然这属于“文”高于“艺”，诗文书法高于绘画的传统看法，但也确实反映出文同诗才不俗。在内容上，受梅尧臣等人的影响，文同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古诗，但与他的绘画一样，其主要兴致在于抒写自我的情趣怀抱，描摹竹木花鸟、山水风光、田园景致，表现文人生活的闲情逸兴和人生感悟，与稍早的苏舜钦、梅尧臣那一代诗人相比，精神气质上更具宋代文人优雅闲适、脱洒超然的一面。在艺术上，文同擅长于以画家的眼光取景构图，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经他随手拈来，便立即神采焕发，显得诗境浓郁、画意盎然。作为一位画家诗人，他的山水风景诗比一般诗人更加自觉地借鉴绘画的技法，追求诗句的画面感；比较多地选用色彩词，造成鲜明的色彩效果；比较注意描写的构图布局，突出景物之间高低、远近、大小等关系及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如“青烟一去抹远岸，白鸟飞来立乔木”(《墨君堂晚晴凭栏》)，“断续溪云起，纵横野水流”(《东谷偶成》)等。此外他还喜欢在诗中以绘画的术语描写山水的特征，以绘画的境界比拟风景的美妙，如“高林秋木形容老，落日楼台彩绘明”(《房公湖》)，“晚岫峰峦若画屏”(《闲居院上方晚景》)等。最引人注意的是把某种景象比作某人的名画，如“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晚雪湖上寄孺》)。《暝禽图》，是文同友人张景孺所藏画。“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长举》)。李成、范宽，北宋早期的两位著名山水画家，前者所画山水多寒寂空旷、清疏淡远；后者喜画大山密林、巨石深壑，气象雄伟。这种以画喻景为古代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描写手法。
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
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蒙文通治佛学，发源于中国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论战。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继续在破庙里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1923年到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能十力、吕澂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益发登堂入室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闲话”与“争辩”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学派立论的根基及其论证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体系益发精密、严整，以致在佛学研究上当时少有人能及。欧阳竟无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继承衣钵专研佛学。“改好刻竣（《中庸传》），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个中人谈其事，欲其速达也。……全恃观行，一丝九鼎；继续大难，德孤邻寡，亦可悲矣！”“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蒙文通离开“支那内学院”后，欧阳竟无己又常致函问讯，希望“共剪西窗烛、共作刻入谈”，“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
不负欧阳竟无重望，蒙文通在佛学研究上相继取得重大突破。欧阳竟无看完他所撰的《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后，大喜过望，竟又重阅一遍，时而愤笔于原稿之间，时而挥墨于稿纸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两篇皆被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上，紧接于欧阳竟无的《佛法》、《心学》二文之后。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
有别于阳翰笙写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以讽今，蒙文通治学专务学问本身。他常笔触探幽，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时分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人相应的渊源。由此廖平称其为“如桶底脱”。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削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我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即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讲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为当时国内权威。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蒙文通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当胡适不再延聘蒙文通时，钱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后来蒙文通离职北大，隋唐史一门先由陈寅恪先生担任。还未教一个月，其夫人就威胁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汁，却也拉下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以挪至他用，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后执教于河南开封；在河北女子师范校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类似《越史丛考》之类的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从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转至四川大学后，蒙文通应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袁诗荛
袁诗荛，字守琼，又名首群，1897年5月18日出生在四川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5月，“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在成都成立，后改名“四川学生联会”，被推举为副理事长。为做好宣传工作，于1920年5月创办四川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四川学生潮》。该刊旗帜鲜明，影响深远。袁诗荛的文章笔锋犀利，直指反动营垒。1921年，袁诗荛在《半月报》第14号上发表《改造四川的方针》，系统全面地阐述改造四川的十大方针。1921年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应张澜先生之聘，出任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校务长。1922年2月，撰写《红色的新年》一文明确提出“赤色化”的革命口号。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国共两党掀起大革命的风暴，勇敢投入其中，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并把他们组织起来，继后任中央川西特委宣传部长。同年3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到四川三台担任军阀田颂尧的二十九军的政治部主任。他利用这一身份，筹建了一所高级中学，向学生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1928年2月16日被田颂尧逮捕，并威胁说：“你今后只要不学马列，可免去一死。”袁诗荛厉声答道：“学马列，救中国，何罪之有！”袁诗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震慑了敌人，他们不敢开庭审讯，就在当天下午秘密地杀害了他。牺牲时年仅30岁。
袁焕仙
先大人讳其章名焕仙字世杰，四川盐亭县麟瑞乡龙顾村人。少有逸才，倜傥不羁。健谈论，善画，工书，早以辞章闻，未尝齿及。清末，应童子试，年十三，名列前茅，先宿震之。辛亥革命后，毕业于四川法政学堂。
夙接纳英贤，奋志边疆。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署越嶲县知事。会护法军起，从故国民革命军军长张午岚唱义南中，会于宁远，事败，张午岚走山泽死。先大人从别道呼援，为敌得，拘越嶲县署中。既而敌帅陈云皋悉蔡锷任护国军讨袁总司令，熊克武为四川招讨使，于是自宁远抵越嶲，释其禁，并面畀以三要职，先大人固辞，乃礼送先大人返省垣。旋熊克武任四川都督，高先大人才德，委任盐边县知事。嗣后川军内讧，争战时起，军首多羡其才调绝伦，竞相延揽。先大人谋为弭乱，安谧人心，常折中鼎俎于其间。曾宾直、鲁、豫十四省巡阅使署及川康绥靖公署高等顾问。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广州革命政府在北伐进军中，委杨森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驻防万县。杨委先大人署理夔关监督，兼任联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夔关监督，优署也，理之，清守如旧。凡决狱，必穷状允证，既定狱，犹原情宥三，尤其矜重死刑。盖先大人夙承庭训：“无残心，无奸行，无恣逞以杀生。”更因决志心宗，以拯世济民为本。如是数年，平反大狱者数数，活人无算。市众无不津津乐道“青天再现！”
先大人素仰佛乘，精研内典。年四十，见国家多难，人心缘溺，于是罢政，栖心宗下，师吴兴吴梦龄先生，谘决心要，朝夕不替，虽饔飧不济，而坚毅不懈。更遍参海内大德：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夏历二月，投汉阳归元寺，参鄂之翘楚秀空老和尚；是年四月，缘苏州李印泉先生穹窿山谒道坚老和尚，语而契机。同年五月，至苏之报国寺，皈依印光大师。此三因缘，详见《维摩精舍丛书》一函《酬语》。
先大人师吴公讳梦龄，梦龄松师张公讳凤篪，凤篪公广东顺德龙江乡人，官四川冕宁县知事入蜀。初成童，毕诵六经诸子，通百家学，固庭训家学渊源者也。生性不喜习举业，年十六，事扬州瑞安悟和禅师，悟公上人具“正法眼藏”，一见器之。篪公服膺事侍者三年，行业纯一，品操高洁，戒律精严，欲出家为僧，不得父命而止。寻侍郭尧卿夔，夔，江南隐君子也，沉潜儒典，尤深易理，故篪公精易。既遇明眼良师启迪，又丁年明至道，卸职清居，尝游学于蓉城新都两地，与谢子厚、吴梦龄、文泽先诸大老，咏和唱答，函教面请，亦师、亦友，亦指点归家路之师也。又尝与新都宝光寺无穷、贯一诸阇黎，更以师友情谊，交接亲密。直指心性一脉正法，得赖篪公播种于蜀，培牙茁壮于蜀，而又遍寰宇焉。
窃闻先大人尝于成都十方堂禅院苦参“德山小参不答话”句，忘餐废寝，至于嘶喑。住持昌圆法师见而悯之，虔为加持，终于更阑闻隔壁开门声而豁然大悟。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先大人掩关于灌县灵岩，历时数月，复行七会。尊宿贤俊以函候，或访或参者，实繁有徒。而亲味醍醐，深沐法乳者，莫不欣欣然自幸也。灵岩七会既已，诸方长老，共省中贤明缁素尊宿，集成都文殊院而议曰：“比来禅德寥寥，曹溪南华寺虚云老和尚，宗门哲匠也，驻陪都，幸密迩，宜派重员迎其宾省，矜式来学。”众可之，推昌圆法师与先大人往逆。丁行，昌公病，先大人之首座弟子南怀瑾侍师往。时虚老正应当道行救国息灾法会于狮子山之慈云寺。师徒抵寺往谒，通来意，与虚老酬对过从五日，数数拜请驾行，虚老许以明岁冬来，“不然，与老居士道谢辞行矣。”先大人悚然挽以住世，虚老颔之，于是亲书一偈赠之。偈曰：“大道无难亦无易，由来难易不相干，等闲坐断千差路，魔佛难将正眼观。”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蜀中硕彦大竹箫敬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潼南傅真吾等众，百数十人挽先大人，主导维摩精舍于提督东街成都三义庙。时以先生陆沉既久，凡庸轻蔑，邪外交诋，不少为顾。秋九月，精舍有榴十年不花不实，于兹吐艳，一蒂三花，大众休之。一时军政首要、学者士子，家妇贩夫都先后来集，问道求法。先大人不辞风狂雨晦，隆冻骄阳，日必造舍，餍众启请，随缘说法，迪人心慧。集众无不心领神会，欢跃而去。先大人常解私囊，煮茗品众。人有供奉者，辄设午餐，以飨贫困参客。而家固贫亦不之顾也。
为谋求宏法，尝从当时执政遴选为国大代表。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去南京，向心佛乘者咸来礼问。又成立首都维摩精舍。时陈诚、陈立夫、周宗岳等执弟子礼，时来参叩，但以佛法供人，不及其它。人强询以政，不得已，揭《我之国是》，但求全国团结以御外侮，安息以厚民生。
先大人曾赴台湾讲学，时有日本东本原寺和尚来参叩问法，和尚顶礼三拜，长跪举右手而伸出一指曰：“请问先生这是什么？”先大人起而厉声曰：“我日你妈哟！老子这里一样都莫得，东比西画作么！”和尚惊起拂衣而去。此因缘若以俗情观之，全为逆水之机，毫无顺水之意。当时左右侍亦有怨“先生脾气太不好”者。先大人平然！竖日，和尚具备仪礼恭敬顶礼谢恩，复长跪，请为弟子，同偕之日本僧人、台湾善知识多人，都恳请为弟子，恳求留台。异口共赞曰：“先生之勘人斩葛，不下宋之妙喜！希有！希有！”闲谈间及程仪长官接收台湾涉及寺庙事，先大人曰：“你寺无佛法？”和尚曰：“有。”曰：“胡有斯言？”和尚曰：“高明。”曰：“低暗也无！”和尚复顶礼！先大人之语不亦宜乎。（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故台、日善知识再恳祈留台，先大人固辞。逾年返川，回盐亭原籍竞选国大代表，志在宏扬佛法。落选后，遂留成都，主导维摩精舍如故。
一九四九年前，先大人常往来于内江、重庆、潼南、盐亭、中江各地，任众参叩，敷演大乘。觉者都合十而相庆曰：“幸运，幸运，得遇正法眼藏！”四九年后家居休养，嗜道者亦每往参谒，接渡如常。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溘然圆寂。享年八十（一八八七至一九六六）。
先大人常写日记，累数百册，颇富懿言嘉行及史料。又作诗、文、词、偈及楹联千百章，都在文革中散失，《维摩精舍丛书》第一函雕板亦毁。第二函未及汇刻亦毁，现尚保存者，仅《心经三讲》，《通禅与王恩洋》，《东方学术之函讨》，《说庄子齐物论》四部而已。
仁清上师
仁清上师俗姓蒙，字文登，属鼠，四川省盐亭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上师对当时的时节因缘，深感怀志难报。当时世风日下，上师为追求世间真谛，便发心出家悟道。由于求道心切，行脚参访，见名山便拜，名师便求，并且连江湖术士也细心研究，道术及旁门皆习练以验其实！见佛门高僧也尽寻参学，经过二十年的苦行，未见真谛正道能点开心要。在一次能海老上师的讲经会上，仁清上师听知立觉，总算找到回归立命处。于是在能海老上师处依持拜师修证。
能海老上师入藏、回川建立金刚道场、在成都的石羊场的静慈寺，广汉的龙居寺，彭县隆兴寺，绵竹云顶山，武汉，上海，五台山等地建立金刚道场，弘法利生。仁清上师、清海上师、隆莲法师、清定上师均随其身旁。由于仁清上师是大学历史系教授出家，悟性甚高，因而是能海老上师的一脉相承的谛传授持者，道行圆融，德相充满，为能海老上师法源的大成就者。
仁清上师道行清净，生活简朴，不攀世缘，对僧团要求极严，对学人以戒行为立道之本。慈悲和善于人，深受四众尊从。仁清上师对佛学经论的研究，“五明”具足，善演“菩提道次第”之说，听闻者甚众。对佛教密法的传承特别慎重。仁清上师，弘宗演教，一生从不与僧众和弟子合影留念，常对弟子说：一切有相，均皆虚妄执境。因此，未给世间留一法相庄严，供学人尊仰。但上师已与弟子印心一境，于法共世，以法常转而示人，乃学人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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