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珍
彭家珍(1888～1912)，字席儒，化名朋嘉祯、朋锡三，1888年4月9日生，金堂杨柳乡同合村人，其父彭复恒，名仕勋，曾留学日本。家珍幼聪明、沉静、好学，4岁能背诵《正气歌》。其父在城厢奎星阁教书，他少年随父就读。1900年，其父到成都尊经书院任教，家珍亦随同到蓉城读书。1903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除精研智育、体育外，尤以德育为力行”，为教员张蓬山器重，将甥女王清贞相许。1906年春，家珍在武备学堂毕业，被派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并领受为新军订购军火的任务。同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得到孙中山接见，接受返川进行革命工作的任务。返川后，他被分配在高等军事研究所，1907年10月，任清廷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协第六十六标一营左队排长，驻成都凤凰山。当时四川同盟会一些骨干汇集成都密谋起义。消息泄漏，事败。总督赵尔巽先调新军入城警卫，闭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家珍未暴露身份，奉调随军入城，得知赵的部署后，即设法通知城内党人转移，同时借口守红牌楼火药库出城，通知城外党人，使参与起义的一百多同盟会员大部幸免于难。事后，他被怀疑，免去排长职务，调任弁目队教练官。1909年4月升为陆军第十七镇三十三协六十六标第一营左队队官。是年6月，离开成都去昆明，初任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练官，不久升为提调。半年后，随营学堂撤销，家珍失业。1910年3月，他经安南、香港、上海，于5月初抵达奉天，困居旅店，职业无着，钱粮用尽，手脚生湿疮，仍表示：“虽遭挫折，却于阅历上又长功夫矣。”7月底，出任学兵营左队队官兼教练，他趁挑选学兵之机，选入同盟会会员商震、程起陆、李培基、李炘、张揆一、张绍玺等人，发展该队队员刘升之、熊斌入同盟会，由他领导，分别接近驻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在此期间，他与学兵营管带崇恭(此人与清廷贵族关系密切)相处“甚善”，因此上司认为家珍可靠，在清廷陆军部考绩中，他被评为一等一级，授正军校衔。
四川保路事起，他预见将掀起全国性革命大风暴，去北京设法找到军谘府要人替他开了一封“八行书”(推荐信)，回奉天后，被派到天津兵站任副官长代理标统。任此职有利于了解敌兵力、物资调动情况。此时，父亲要他返川完婚，他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宁为国家蹈鼎镬以求死”，不“甘屈蠖而偷生”。武昌起义之际，家珍往来于京奉之间，与各处同盟会组织联络，传递情报。10月底，清廷从欧洲购进大批军火，经沙俄运入国境。家珍奉命接押这一列车武器弹药从东北入关。事前他与商震、程起陆等商定，通知驻滦州第二十镇革命军官施从云、王金铭说服统制张绍曾，截留了整列车军火：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他从兵站拿出一批军用免费的车票和电报纸，供京津革命党人使用，还拿出手枪、弹药和军马90余匹、军米800包，备起义之用。又拿出巨款作革命活动经费，于是弃职转入地下。清陆军部通缉彭家珍，他化名朋锡三，来往于京、津、滦、奉、保定、沪、宁各地，通联南北情报，制运武器发动、联络武装起义。1911年11月，与黄复生、罗伟章受京津党人委托，去上海学习制作炸弹和购运枪支。他还在上海参与了同盟会川籍党人旅沪支部筹组北伐蜀军的活动，任支部军事部副部长。后来蜀军建立，被缺席推选为副总司令。12月末，他在上海得到孙中山接见，备受鼓励。返北方后，参与组建京津同盟会，被推为军务部长，对党人纪律加以整顿。他主张“正面战场、敌后武装起义、敌后情报、锄奸活动、谈判斗争”五者结合进行。他总结革命多挫折，其原因首先是党内不团结，派别分立，使心使气，争权揽势所致。他写给党内同志的遗书中指出：“多人共事，事成不必功之我出，事败不必咎之他归，吾党争权揽势者其知否?！”“使气最害事，使心最害理。”“前途艰难，望诸兄弟姊妹和衷共济，努力为之，期达目的而后已，幸勿各起意见，致碍一切。”“撼大摧坚，要默默留意，悄悄下手。”“分明不动声色，济之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仍未成功。吾党执一偏之见者，其翻然改辙！”“审时量力，固为作事之不二法门，然理所当为，地在可为，则计不得成败利害。吾党观望犹豫者曷听诸。”他分析受挫折原因之二是：“此次各省起义，北方尚未响应，实满奴汉奸势力之下不易着手之故。”他和京津同盟会党人决定锄奸，去其首恶以杀其势。1912年1月，议定诛锄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军谘使良弼、宗社党骨干载泽三人。16日炸袁世凯，仅伤其卫队，投弹人严元鼎走脱，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牺牲。家珍从中吸取教训，改街头狙击为堵门刺杀，改引爆慢的炸弹为引爆快的炸弹。1月24日，化装遍查良弼在京住宅防卫情况、来往路线及其活动规律。25日凌晨，写好致同志遗书，谆嘱“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将他经手的账目和余银二百圆留交清楚。26日(辛亥腊月初八)，得到良弼将于当晚往肃王府议事，次日将入宫领御赐“腊八喇嘛恩粥”的情报，于是决定由他独自在当夜实施炸杀良弼方案。他在寓所化装成与良弼关系密切的奉天标统崇恭，于当晚乘马车去红罗厂良弼公馆所在地等候。1月27日凌晨约2时，良弼乘车达宅门时，家珍拦车上前行礼，随即向其掷出炸弹1枚，将良弼一只足齐膝炸断，全身俱伤，昏死仆地。破片飞伤家珍后脑，壮烈牺牲，年仅23岁。良弼伤重于28日晚毙命。宗社党随即解体，清廷震动，无人再敢坚持顽抗。1912年2月12日，公布清帝退位诏。彭家珍为促成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立下丰功伟绩。
孙中山大总统追赠彭家珍为陆军大将军，命令崇祀忠烈祠。1912年2月和3月，在南京召开追悼四川死义烈士和全国死义烈士两次大会，家珍都是主要追悼对象之一。孙中山宣读所撰祭文，称颂“我老彭收功弹丸”。1953年，毛泽东主席签发给彭家珍家属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表彰家珍“丰功伟绩永垂不朽”。抗日战争中，在城厢镇建彭家珍大将军纪念碑与专祠。解放后列为省、市两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柳乡彭家珍故居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曾茂林
曾茂林(1849～1925)，字树堂，金堂五凤乡人，生于清道光末(1849年)前后。光绪二年(1876)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朝廷依制大挑，拣选应考三次不中的举人，由礼部分省造册，咨送吏部，被选为一等，吏部分发山西候补知县。不久，任代理武乡县令和代理石楼县令。任内清廉、能干。逢新疆宁远、蒙古归化边事告急，山西巡抚调茂林去内蒙托克托代理同知。他沉着冷静，安定官民，事息回任石楼县令。他悯惜拖欠公粮的贫苦农民，再三请求上司豁免，有的未准豁免又实在交不出，他拿出自己俸银垫交。茂林注意研究西方科技、教育、工商、法律，在任内兴学校、办实业，后代理山西高等检察厅检察官。辛亥革命时年六十多岁，次年返金堂故乡，结束二十年的宦海生涯。
曾茂林著有《境吟诗集》。当日本、俄国在中国东北领土打仗，俄败而订日俄《朴次茅斯和约》，日本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时，他写出《闻日俄协约成感赋》：“干戈战罢结同盟，贻祸中原始甲庚，逐鹿计成终揖盗，连鸡势重任屯兵。山川王气消辽沈，欧亚妖氛逼帝京。闻说庙堂诸将相，犹酣歌舞庆升平。”1911年，清廷出卖铁路主权，四川人民掀起保路运动，他又写出《辛亥孟秋月闻蜀中争路风潮感赋》诗(见本志《文体篇》)，表达敬佩川人保路斗争的心情，揭露清廷出卖主权给外国，将丧失西南的危害。茂林对辛亥革命山西起义出现的兵火灾难、社会秩序混乱，初表示憎恶，后因深知清朝腐朽不可救药，便抱谁能把中国搞好都表示欢迎的态度，对革命寄予希望。在《辛亥除夕》中说：“……天际忽送从军乐，南营铙鼓接北营。三晋健儿好身手，仗剑驰马意气横。老夫行年逾六十，沧桑变故已频经。……老睹青年革命兵。革命起时四海沸，风驰云卷无坚城。吴楚秦蜀树汉帜，大江南北俱联盟。……我愿革面革心乃革命，洗涤权利思想而为神州黄族增光荣。从此辞官赋归志，绿野扶杖看春耕。”茂林回金堂后，发现内战频仍，民不聊生。他谴责：“多年割据曾衔璧，几辈公侯欲梦刀?强富自关天有府，诛求应叹地无毛。”民国7年（1918），他在古稀之年，担起《金堂县续志》总篡重任，10年出版。《金堂县续志》编修注意求实；派人用新法勘察县境绘图；增设《实业志》与《教育志》；罗列农作物各品种播收时间、耕作技术和特产；商业分述主要场镇输出输入货物年量；记载全县一百多所学校的兴办时间、地址；列出科举、国内国外各学校出身的金堂籍人名表。他与同事“殚精竭虑”修好此志，乃其暮年作出的贡献。曾茂林约于1925年病逝。
易明道
易明道(1907～1937)，金堂县杨柳乡人，1907年7月生。14岁赴成都就读于四川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后在金堂县立小学和县立中学任国文教员。
“九一八”后，民族危亡。他痛感国事危艰，匹夫有责，遂立志救国。1933年初，投笔从戎，考入南京黄埔军校第十期一总队步科。1936年6月结业，被派至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初任排长，后任连长。驻防集宁(平地泉)地区。1937年“七七”事变后，十三军移师八达岭。7月末，北平沦陷，十三军布防于南口构筑阵地；11月，日军大举西犯，以其优势兵力，向八十九师阵地猛烈进攻。易明道为前卫营第一连连长，他在战斗中鼓励士气，往返于战壕，指挥抗击。在敌强大火力攻击下，浴血奋战八昼夜，阵地前沿敌尸枕籍。易明道在指挥作战时，壮烈牺牲。牺牲后，被追赠为营长。
1938年8月，金堂县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时，在县城金刚公园(家珍公园)建立“抗倭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文系原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所书。纪念碑的一面刻有“易营长明道抗倭死事纪念碑”题字。此碑解放后已列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86年11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易明道为革命烈士。
贺麟
贺麟(1902－1992)，字自昭，1902年9月20日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五凤乡。其父为前清秀才，主持县里教育事务。贺麟8岁入私塾，13岁小学毕业后，于1917年就读于四川省立成属联中，即公之石室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后，考入清华学校，受梁启超、吴宓等国学大师学术思想影响，曾写《戴东原研究指南》，发表在1923年12月的北平《晨报》副刊上。他推崇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曾写《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1925年11月的《东方杂志》上。上海“五卅惨案”生后，贺麟积极投入反帝爱国运动，被选为“沪案(五卅惨案)”后援团的宣讲人之一，在暑假期间到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地进行宣传鼓动。1926～1930年，贺麟在美国奥柏林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专攻西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先后获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为了考察黑格尔哲学，他放弃了在美国写博士论文的机会，来到黑格尔故乡德国，在柏林大学进一步深造。他的留学生涯，为他以后研究黑格尔哲学和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贺麟回国。在中国面临日军侵略的危急关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处国难时的态度》，激扬文字，热情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对抗战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他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时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课。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发表了翻译著作：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开尔德的《黑格尔》。1943年，发表斯宾诺莎《致知篇》的中文译文。他在学术翻译上屡有建树，颇有声望，在40年代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学术著作翻译家，曾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对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的翻译始于1941年，《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一书，集中体现了贺麟在40年代对《小逻辑》的重要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是他学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他撰写《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中国当代哲学》，站在积极推进中西文化交往的高度，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同时主张有分析地吸取西方哲学中的优秀思想成果。他在研究中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着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开拓，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见解至今仍有启迪意义。1938年初，贺麟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先后发表了《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法制的类型》等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1940年，蒋介石在黄山约见了贺麟，他向蒋讲到要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想法。蒋要他到重庆中央政校教书，被他婉言拒辞。1947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代理主任等职，对进步的学生运动取同情的态度。1948年底，进步学生、党的地下工作者秘密地给他送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他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对中国共产党及其纲领有了初步的了解。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曾多次派飞机接他去南京，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1955年，贺麟除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外，还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黑格尔哲学的课程。1955年后，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工作，主持外国哲学史研究。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土改等运动，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51年，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第一次郑重宣布赞成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贺麟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他的研究工作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特别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小逻辑》的翻译，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出版了《精神现象学》上卷，并着手翻译多卷本的《哲学史讲演录》和斯宾诺莎的一些著作。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他在50年代还自学俄文，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和《黑格尔辩证法与哲学一般的批判》，从俄文译成中文出版，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4月11日邀请周谷城、贺麟等到丰泽园住宅座谈和共进午餐时，对贺麟的研究工作多予勉励。在整风反右和十年动乱中，贺麟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失去了写文章的机会，但他的政治信念和献身学术研究的决心没有动摇。他主要转向于翻译工作，坚韧不拔地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尽自己的一分力量。1975年国庆招待会，还处于“未解放”状态下的贺麟，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签署的邀请他参加国宴的请柬时，他心情非常激动，连连地深切表示感激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自己。
十年动乱结束后，贺麟的心情前所未有的畅快。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坚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他焕发了青春，老当益壮，撰写论文，汇编文稿，外出讲学，带研究生，迎来了他的丰收的晚年。在80年代中，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修订再版了他的绝大部分译著。他与王玖兴教授合译的《精神现象学》获哲学所科研成果一等奖。他的著作《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鉴于他为发展我国哲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务院向他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他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1983年以八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他的政治归宿。
贺麟的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影响。他积极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曾多次出访。1957年2月，他作为哲学代表团团员之一，去苏联进行学术交流。1979年6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访问团去日本，两次作关于斯宾诺莎哲学的报告。1979年8月26日至9月15日访问南斯拉夫，参加国际黑格尔哲学学会第13届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1983年，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个月。
贺麟曾先后担任民盟北京市委员，第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一、二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在哲学所工作期间，任一级研究员，曾兼任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中文版《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名誉主编。
贺麟治学严谨，思想品德高尚，赢得人们的普遍崇敬。他从事研究，实事求是，深入堂奥，力求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又真切地阐发自己的新意。他翻译艰深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务求忠实原文，一丝不苟，用明白晓畅的中文表述，做到“信、达、雅”。他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成为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在中西哲学的广阔领域中，有很高的造诣、丰硕的研究成果和杰出贡献，他的学术声望蜚声国内外。他用这种好学风，去严格要求他的学生，他勤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几代学生，桃李满天下，其中许多已成为著名学者。他待人处世，体现了中国的传统美德，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关心同志，平易近人，无论长幼，都是平等相处、敦厚诚直，使人感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慈祥长者。他有教无类，热诚扶掖后进，循循善诱，热心帮助。他对身处困境、逆境中的青年学者，给予许多鼓励和具体帮助，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继续奋进。他本人日常生活节俭，并严格要求子女。1985年7月，他在四川大学讲学期间返金堂探亲，将多年积蓄的稿费15000元，捐赠给金堂淮口中学和五凤小学作奖学基金，支持家乡办学，为金堂人民广为称颂。
贺麟晚年病魔缠身，但他能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用颤抖的手，坚持写作，甚至卧病在床时，仍关注学术工作，热切盼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1992年9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全国政协、民盟中央为纪念贺麟的90诞辰，在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来自全国近百名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及学生出席了研讨会，充分肯定了他的学术业绩和高尚品德。同月23日，贺麟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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