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凤瑞
支凤瑞，绥中县南平坡村人。1889年生，农民。
1932年初，日军侵占本县，南平坡成立民会，支凤瑞被推举为民会练长。日本侵略军经常利用民会刺探抗日义勇军的情况。支凤瑞表面上应付，内心里十分愤恨，寻找机会对付日本侵略军。1932年5月的一天，郑桂林率领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驻扎在新庄子屯。日本陆军翻译官土居本善次郎闻讯带两名便衣特务骑马来到南平坡警察七分局，命令民会站岗放哨，监视义勇军的动向。支凤瑞看到消灭日本兵的时机已到，便带领民会的支凤荣、刘桂林等3人，携枪来到督察分局大门口等候土居本。天黑以后，土居本喝得醉醺醺的，带着1名警察由七分局里出来，支凤瑞迎上前说:“我们几个人在这等着哪，有事吗?”土居本带着支凤瑞几人到村东头查看岗哨。支凤瑞一边走一边暗示伙伴准备。刚到屯边，支凤瑞从后面将土居本死死抱住，刘桂林对准土居本就是一枪，这个日军的翻译官当场毙命。支凤瑞带着缴获的“自来德”手枪，连夜赶到新庄子，投奔了郑桂林。郑桂林委任支凤瑞为第四十八路义勇军独立团团长。
1933年春，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退进关内，支凤瑞回到家乡南平坡村。1936年秋季，南平坡村汉奸李星樵将支凤瑞出卖。日本兵抓走支凤瑞，严刑拷打，追问共同行动的伙伴。支凤瑞矢口不招。不久，他被由绥中押往锦州监狱，最后在瓦房店被日木特务杀害。
郑桂林
郑桂林，原名郑国兴，字香庭，报号“天狗”。祖籍辽宁省建昌县药王庙郑家沟村。清末全家逃荒到吉林省双阳县。1889年，郑桂林降生在双阳县二道湾子村。民国初年，郑家一迁密山县，再迁牡丹江。祖父郑德喜，父亲郑连芳都没读过书，两辈人勤劳耕作，节衣缩食，全力支持郑桂林求学。
郑桂林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师范学校，课余常读《国事悲》、《英雄泪》等进步书刊，立志教育救国。 1919年考入北京私立朝阳大学。1921年回乡，应聘到牡丹江设治局任秘书。其间，郑与张骏坊等人一起创办了牡丹江第一所小学，他任校董，经常对师生演讲，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1923年，郑桂林认为教育救国，对外侮频仍、瓜分在即的时局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投笔从戎，入吉林军李振堂部任军法处少尉副官。1928年考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1930年6月毕业，分配到东北军第六旅第八团任上尉副官。翌年，参加了平定石友三叛乱之役，被提升为第十三旅第六三七团作战参谋、少校副官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官兵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退进关内。郑桂林联合同志，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请战，郑被任命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四十八路军司令。1932年1月，郑桂林率100多名骨干力量出关，首先来到绥中北部山区，宣传抗日，组建义勇军。从此，郑桂林自号“郑天狗”，取“天狗吃日”之意，以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l月底，郑桂林在大王庙二道沟召集群众开会，动员群众参加义勇军。他在会上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向灭亡我们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国破家亡，子子孙孙都得当奴隶。我们中国人多，不要怕他，我们都起来抗日，东北是可以得救的。咱们十个人顶他一个人还不行吗？就看咱们心齐不齐。当今之计，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拿起枪来，团结一心，一定能打走鬼子。”他的激情演说，感动得在场群众都流出了热泪。
郑桂林为集聚抗日力量，奔走于绥中、青龙、兴城、建昌、锦西之间，先后多次召集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开会，号召有血性的中国人组织起来抗日。同时教育争取帮会成员和土匪也参加抗日行列。在他的号召下，成百上千的人赶来参加，连退到关内的一些原东北军警也携械投奔郑桂林领导的义勇军。
他领导的义勇军曾多次对敌战斗。
1932年3月19日晚，郑桂林率部2000余人，分四路进攻绥中县城。从午夜激战到拂晓，击毙日军20余人，缴枪20支。首战告捷，士气大振。
同年5月11日，郑桂林率部再次进攻绥中县城和火车站的日军。行进至城西马家河子时，郑司令命部下隐蔽前进，接近敌人后，把手榴弹投入日军营内。睡梦中的日军遭此一击，立刻大乱。此役共歼敌30多名，俘17人，炸毁坦克一一辆，摧毁了杜屯铁路桥，破坏了六股河大桥。
4月中旬和5月9日，郑桂林率领的第四十八路义勇军于鲍庄子、条石沟两次与“进剿”的日伪军激战，迫使敌人由四方台撤回绥中。
1932年7月8日，郑桂林派人包围大王庙伪警察所，枪毙了伪警察所长蔡恩堂 (化南)，俘伪警20余人 (逃走4名)，缴枪23支。
郑桂林和他领导的四十八路义勇军威振辽西，《京报》、《申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刊竞相发表第四十八路义勇军抗日战绩。
1933年初，蒋介石下令解散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进关。郑桂林被迫率部12000余人退至关内，以图再起。途中英勇地投入了闻名全国的长城保卫战，从2月初打到4月，连续作战多次。2月3日在大茅山口一带与日军展开丁激战;14日又向九门口外盘据永安堡、李家堡的日军进攻;15—17日阻击了向郑部进犯的日伪军；20日又参加了保卫冷口、喜峰口战役。尤其是3月30日在石门寨一带与日伪步骑炮联合兵种3000多人展开肉搏战，更为激烈。据4月26日《新天津报》载：“东北救国军，仍有万余人连日在边城一带〔战斗〕颇为骁勇。”之后，郑部所剩7000余人于4月16日被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改编为暂编第一师，郑任师长。6月11日，何应饮令郑桂林部移驻天津马厂整编，以“裁弱留强”为名，把一个师缩编为一个旅辖三个团和一个教导队，余者一律遣散。
当时有人编造谣言，诬蔑义勇军。郑桂林极为愤怒，除在报上发表《郑桂林启事》予以驳斥外，又于7月15日在天津招待新闻记者，发表长篇演说。他说:“我对外抗战，决不畏死;对内捍卫祖国，尽我天职。”7月20日晚，郑桂林毅然组织了马厂起义。先令特务连暗中离开驻地。随后，郑借口追剿“哗军”，率全军开出马厂，去张家口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又同吉鸿昌、方振武、汤玉麟联合组成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
9月，察绥抗日讨贼军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夹击下失败。郑桂林只带几名随员去北平、天津，多方奔走，联络旧部，准备再次出关抗日。11月9日，郑桂林在天津法租界找吉鸿昌时，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蒋孝先的特务秘密逮捕。11月20日，国民党当局以“反蒋”、“图谋不轨”等罪名，将郑秘密杀害于北平琉璃厂。郑桂林就义时，年仅44岁。
刘镇华
刘镇华原名树藩，又名进化，1906年生。本县永安堡乡小山口村人。
刘镇华读6年书。1921年在沈阳、吉林两地工商金融界工作。由佣员晋升科员、主任、副科长等职。
1931年，刘镇华在吉林永衡官银号宁安分号当经理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亲眼看到日军屠杀我国人民，不由怒火满腔。1932年2月15日，中国国民抗日救图军司令王德林打下敦化城时，刘镇华联系同仁好友多人，前往投奔，并取出在银号中的全部存款，捐献给抗日救国军。刘镇华任救国军总部上校参议。在这里，刘镇华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救国军总部参议长周保中，在周的教育与影响下，刘镇华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33年1月，王德林这支抗日救国军在日伪军联合进攻下，退至苏联境内，辗转到达新疆。刘镇华回国后，先后在新疆银行、财监会、塔城财政局等单位担任总稽核、委员、局长和伊犁反帝分会青年干事等职务。1939年，中共中央在迪化 (今乌膏木齐)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毛泽民化名周彬，就任新疆省财政厅长，创办财专学校。他很赏识刘镇华的才干和进步思想。1941年，刘镇华任伊犁税捐局局长，与毛泽民过从甚密，志同道合，携手共勉，但却遭到反动势力的忌恨。新疆省公安处曾密令安插在伊犁的爪牙，监视刘镇华的行动。
1942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撕掉亲苏亲共假面具，投靠蒋介石，公开搜捕在新疆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43年9月，刘镇华同毛泽民、陈潭秋等一起，被盛世才杀害。牺牲时年仅37岁。
刘福余
刘福余，又名刘振东，本县永安堡乡塔子沟村人，1909年生，没进过学校。
刘福余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一家四日，全靠父亲刘背山佣工糊口，生活贫苦。他从小在家做些零活，是父亲的有力助手。父早死，生活的担子落在他的肩上，更加困难了，他曾给人放过羊，做过长工。
1942年，中国共产党凌青绥联合县工委派突击组到塔子沟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在突击组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刘福余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43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刘福余全家和部分乡亲一起迁移北票采煤。刘福余难以忍受奴役，只身逃回，躲在秋子沟大杨树沟岳父家。此时恰逢凌青绥工委绥中突击组组长李育民来到秋子沟活动，刘福余很快找到他们，要求参加革命。1944年4月，刘福余被吸收了，化名刘振东，任见习宣传助理，经常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工作很出色。不久，经李育民等人介绍，刘福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县最先入党的共产党员。刘福余与贫苦群众有血肉联系，发现谁家没有吃的，总是不避危险给弄去粮食，他执行任务大胆而坚决。
这年冬。驻青龙县的八路军缺粮缺盐缺火柴，突击组曾教育张家榜子的伪甲长张永平派人往塔子沟送，可是张永平不理不睬。春节邢天，刘被余带突击组进围子，召开群众大会。张永平在威慑之下，不得不允许把物资源源运往塔子沟，保证了对大部队的军需供应。当时两北山区有一个加碑岩的部落长"东霸天"骆长恩，一个王家店的部落长"小阎王"王占一。这两个人抢男霸女，勒索百姓，无恶不作。刘福余在凌青绥联合县办事处主任信修带领下，进入围子处决了这两个恶霸，深得民心。有一次，日军"讨伐队"进村，老乡立即给刘福余送信，刘福余跑上山去，群众随后赶着羊群上山，踏乱足迹，掩护他脱脸。
1945年6月，刘福余在明水一带秘密筹粮时，被日伪特务发现，他掏枪打死I名特务后，自己不幸中弹负伤，他的弟弟刘福良和男一名乡亲刘庆安抬着刘福余向塔子沟转移，途中遭遇在张家房子一带“讨伐”的日军，刘福余无力抵抗，壮烈牺牲，刘福良和刘庆安也同时遇害。
潘凯 于海生
潘凯，河北省丰润县五官营镇上水路村人，1914年生。
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入华北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潘凯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9月，凌青绥联合县工委组建三个突击组，深入到凌源、绥中等地进行抗日活动。潘凯任绥中突击组副组长，率队到绥中大横岭沟、羊岩子，塔子沟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和尚房子、干沟一带敌伪人员闻名丧胆。
于海生，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区平方子乡子杖子村人，1921年生，1944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潘凯、于海生参加接收绥中工作。不久，绥中县政府成立，潘凯任民政科长，并兼第二区区委书记，于海生任区长。在高甸子、宽邦、大王庙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成立农民会，搞征粮，护秋收。与国民党地主武装日夜周旋，为人民立下功劳，深受山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国民党绥中县保安大队久闻潘、于2人威名，曾几次派队到二区抓捕，次次落空，反而被人民武装打得丢盔弃甲。
1946年12月14日晚，潘凯、于海生等5人在大王庙慈愍庵村开区干部会，传达县委会议精神，晚上住在农会主任邓三级家东屋。不料坏人告密，国民党绥中县保安队中队长吴名俅率八九十名匪徒潜入慈愍庵村。
午夜过后，潘凯、于海生几人开完会刚要躺下睡觉，就听全村狗叫，四外有人狂呼乱喊。潘、于二人听到喊声，知道敌人已包围了住所。但仍镇定自若，组织火力把住门窗各个有利位置。并下令:敌人不进射程不开枪，节省子弹，血战到底。敌人以为人多火力足，机枪封住了门窗，满可以把潘凯、于海生吓住，仍在喊话，逼诱投降。潘凯气愤已极，大声命令:“打!”屋内5人猛烈射击，屋外的敌人立刻倒退几十米。潘凯趁机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不容我们多想。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宁死不屈，坚持斗争……”他的话音未落，其余4人异口同声地说:“宁死不屈，坚持斗争!”敌人又向屋里打了一阵枪。见没有还击，又没动静，以为屋里的人都被打死了，就冲了上来。忽然从屋里射出子弹，前面的敌人应声而倒，后面的敌人慌忙退了回去。敌人恼羞成怒，便放火烧房子。面对着房子落架，子弹打光，突围无路的绝境，潘凯、于海生几人把文件烧掉，枪支砸断，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这时，一颗子弹打来，潘凯身负重伤倒下。敌人冲了上来，潘凯、于海生等人被捕。
潘凯、于海生双手被钉在车厢板上，仍然大义凛然，对敌怒目而视。潘、于二人被押到绥中县后，又被当作共产党要犯解往沈阳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潘凯因伤势严霓，在开往沈阳的火车上避医、绝食，死在沈阳国民党集中营里，时年33岁。于海生被押到沈阳后，任凭严刑拷打，闭口不吐一言。绥中县恶霸地主联名要求，将于海生还押绥中。于海生于狱中仍然积极斗争，挖穿牢房，准备越狱。不幸未能成功。于1947年1月被押赴羊奶山刑场。于海生带着手铐脚镣，一路向群众演说：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国民党匪帮的末日就要到了。临刑时，他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刽子手让他跪下，他不但不跪，反而大骂国民党县长周炎，并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高亢的口号声中，于海生的鲜血洒在了绥中的土地上。时年27岁。
祝锡田
祝锡田，河北省安平县北黄城村人，1928年生。父亲和大姐、三姐都是中同共产党早期党员。
祝锡田八九岁时，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侵入了华北大地。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纷纷南逃。祝锡田的父亲这一辈炎黄子孙，爱国志士，响应申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了全民抗战。祝锡田家里经常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武装工作队干部来开会、接头。
每当这时，往往是祝锡田和他母亲布门外放哨。他家成了抗口战争的“堡垒户”。小锡田的叔叔阿姨们，很多是战斗英雄，他就在这样一个革命环境中耳濡目染，长大成人。
祝锡田10岁上学。由于日本侵略军扫荡频繁，校址难定，在地道里学习是常有的事。在学校和村里，他是儿童团团长，经常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送情报。一天，小锡田后半夜才回家，手里还拿着一块红布和一把虎钳，欢笑地说:“这是胜利品，我去跟着端敌人炮楼得来的。”然而父亲和姐姐都板起了脸。父亲问:
“你会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
“谁不知道，‘一切缴获要归公’？”小锡田一听就急了。“这是武工队长给我留做纪念的!”说时，激动得眼里涌出了泪花。还是姐姐给解了围:
“小弟不说谎，既是给的就留下吧！”
1943年，祝锡田高小毕业，第二年即参加革命工作，任区武委会干事。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刚18岁。
1945年，抗战形势发展迅速，要求开辟东北抗日根据地，祝锡田主动报名参加。那时，他女儿刚降生6个月，会笑，会认人，逗人喜爱。母亲又有病在身，怎样告别亲人呢?
清明节，母亲去给外祖父上坟。锄田抓紧时机找到了二蛆。
“我要去东北，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你们不要惦记。三姐，等我走了再告诉妈，做儿子的不是不孝，是难以尽孝。"对妻子他非常委婉地说:"你要替我在爹妈跟前尽孝，我相信你。要好好抚养教育小恋……”
妻子哭得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点了点头。
1946年2月，祝锡田从冀中辗转来到绥中，先任二区教育助理，宣传委员，后任组织委员，最后接替张士引任一区区委书记。任组织委员时，国民党证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因此，建立当地党的组织，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当务之急。
1946年，祝锡田由县委领了任务，只身来到葛家屯地区。冬天，身穿土布棉衣，背个粪箕子，夏天，身穿土布汗衫，头戴草帽，肩扛锄头，秋天手拿镰刀。每到一地，总是住在穷苦农民家里。由于他作风踏实，平易近人，与农民有共同语言，宣传革命道理极易被广大贫农接受。他到葛家屯地区，首先在小西台子刘永权家建立了联络点，第一个被接收入党的是刘永权的老伴刘邢氏，第一个交通员是广裕店村贫农李树周。这一年，他先后秘密建立起第一个到第十个党支部。葛家地区老党员入党的介绍人几乎都是祝锡田。而这些老党员又绝大多数都保持着祝锡田所具有的传统美德。
月明山屯青年李树田，经祝锡田介绍入了党，任区公安员。在土改斗争申，他以祝锡田为榜样，废寝忘食、公而忘私地工作。在新庄子一带征公粮时，被国民党军150余人包围，他和区小队长潘彦文于突围中被俘。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祝锡田教育和影响下的战友率多如此。
祝锡田人虽年轻，但群众关系非常好。1947年住在岔沟李宝山的母亲家里，祝锡田亲切关怀老人，争做重活。她也就把他当亲生儿子相待，有好菜饭留给他吃。祝锡田当时享受供给制待遇，鞋袜衣服按时发下。但他总是想方设法节省下来，自已穿旧的，把新的悄悄给没法换季的农民兄弟送去，由于感情真挚，被帮助的人不由不含泪收下。而他自己，夏天没有换洗的衣服，就利用中午时间到河里洗澡，先把衣服洗干净，晒在沙滩上，洗完澡，衣服也半千了。他风趣地说:"一举两得，既洗衣服又净身。"有一天花杨树沟开会，见一个刁树沟来的村干部，三九天还穿着露肉的破衣服，哆嗦着坚持听会。祝锡田立即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袄给他穿上，那位干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此外，他还特别关心同志的学习和工作。李宝山从小失学，记笔记写汇报错字连篇，祝锡田每次看到，都要认真地逐一给改过来。怕人不认识，还要一笔一面写得十分工整。但是，祝锡田跟同志跟农民弟兄尽管亲如家人，原则性却很强，谁要是违犯了纪律，他处理起来毫不徇情。
1948年农历7月初，区财粮助理韩祥和另一干部到松棚沟去，因为村财粮员拖欠150公斤公粮，就把这个人暴打一顿。祝锡田得知这一情况，找这两人谈话，叫他们检查反省。他二人不接受批评，坚持认为应该打。祝锡田立即下令下了他俩的枪，停职反省。直到他们写出检讨，承认错误，才把枪还给他们。
7月27日，一区区委书记祝锡田和区长高济时，率领一行8人分前后两拨去明水东洼子开战备会议。早8点多钟路经平台子河套，突然，松树坟、西山、南山和河边高粱地全响起了枪声。
原来，韩祥在受到祝锡田教育后，不知悔改，反而怀恨在心，暗中投箍了绥中还乡队副队长郭维桐，向他密报了一区干部去东洼子开会经常取道平台子南沟的秘密。26日夜，郭维桐带了30名武装匪徒，在平台子南沟背纱帐和松树林间设下埋伏。
枪响之后，走在前边的儿名干部冲进沟里突围脱险，祝锡田在后面掩护，不幸大腿负伤。同行的何永生发现后，要给他包扎，他挖绝了。
“不要管我，我掩护你们赶快突围”
祝锡田看见同志们都已脱险，虽然自已身负重伤，反而更为沉着。他一边往山坡坝墙边挪动，一边撕毁了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然后，倚托着坝墙，准备与敌人做最后搏斗。还乡队的毛庆祥口喊着:“快交枪!”跑向前来。回答他的却是"叭、叭"两枪。
由于伤势过重，射击不准，匪徒侥幸不死。毛庆祥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祝锡田的生命。
全国解放后，一区在西岔沟开追悼大会。方圆几十里边远山村的人们都赶来参加，很多翻身农民大爷大妈痛哭失声，青年们哭喊祝书记，孩子们哭叫祝叔叔。
追悼大会决定:把安葬烈士忠骨的平台南沟命名为祝锡田沟，在烈士墓荫树碑一座，书文雕字，千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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