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桑却丹
罗布桑却丹是中国近代蒙古族早期哲学家、杰出的反帝反封建进步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博学多闻的民俗学家、著名学者。
罗布桑却丹1875年（光绪元年）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阿日山乌苏（今凌源市万元店热水汤）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蒙古名叫宝音陶格陶，汉名为白云峰，字罗子珍。家中兄弟4人，他排行老三，又从小当喇嘛，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白三喇嘛”。1921年卒于沈阳。他幼年即聪慧好学，但因家境贫寒，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了。为了生计，只好到乾隆年间修建的“江善寺下院”喇嘛庙里以看守汤泉为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也许就是那流淌了千百年的温泉“神水”赋予了他超凡脱俗的灵性，因此他很快就掌握了蒙、满、汉文，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刚满16岁就被喀喇沁左旗扎萨克任命为苏木章京，步入政界。从此，罗布桑却丹被无情地卷入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之中。1891年（光绪十七年），在他17岁岁时，他的家乡遭受都会之乱，房屋家产全部被烧毁，母亲又染病去世，次年父亲也病故。
1894年(光绪二十年)春，罗布桑却丹被旗扎萨克派往哲里木盟所属各旗调查本旗人到外旗居住的男丁入册之事，历时3年，于光绪二十二年返回本旗。在此期间，他对蒙古地区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考察，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还目睹了蒙古地区封建社会制度所带来的无法挽救的腐朽社会现象。他清醒地看到清朝政府在政治上对蒙古族格外提防，为防止蒙古族形成统一力量，实行“以旗为治”的分而治之的政策，还让蒙古诺彦娶满族的公主、格格为妻，“利用联姻关系控制蒙古的大权”；经济上，实行“借地养民”的政策，使蒙族人家产逐渐变少，“穷蒙古农民”；在文化教育及意识形态上，清政府明文规定“不准蒙学进入国学”，“不准蒙人参加用汉文进行的科举考试”，使蒙古族人认为学知识无用，以便对其进行愚化教育。最典型的就是清政府为蒙古人敞开了喇嘛教的大门，鼓励、诱使蒙古族人修寺庙、塑佛像、当喇嘛，使喇嘛教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改变了“古时以当英雄为主的家庭教育”的性质和内容，家庭教育变成了喇嘛的教育，使人们的思想和习俗趋于轻现实世界而重虚幻世界。
这一切的一切，使罗布桑却丹清醒地意识到，清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上的一系列政策，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在精神和物质上削弱蒙古族实力，喇嘛教之所以在蒙古族地区盛行是清统治者力提倡的结果。因此他在《蒙古风俗鉴》中这样描述：“蒙古人是如梦似的生着，如醉似的活着，人人都向往成佛，对于别的什么读书的好处等均不相信，而且也听不进去，理解不了。观察蒙古人，对拜佛祈祷有特别本事，而其他方面就没什么本事了。喇嘛的发生和发展，把蒙古人的聪明智慧推回到几万年前去了，把人们引导到灵魂离开肉体的道路上去了。蒙古人的十分之七，盼望自己成佛。”同时，蒙古官员们为得到清朝皇帝的青睐，在自己管的旗大建甘珠尔庙，为皇上举办祝其万寿无疆的经会，各旗一个学一个也都建了寺庙。蒙古族统治者由于愚昧无知，目光短浅，为个人私利而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喇嘛教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每户若生有几个儿子，除一个留下来继承家业，其他几个都送到寺庙当喇嘛享福，在二百年中，形成了家家出喇嘛的习俗。如果娘家家境较好，就要为当喇嘛的人准备好一年全部生活用品，养活住庙的几个喇嘛。由于这种开销，出现了不少变穷的户。而且蒙古人深信，用黄金塑造佛像功德无量，可消除今生罪过，于是，人们把钱都用在给佛像塑金身上。因此，造成了蒙古各旗蒙古族户数大减，寺庙和佛像却越来越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日久天长，人们的思想和习俗转化成懒惰和软弱，只知一切皆空、人不永生之理，不知人口繁育和增加财富之道，明明活着却老想死后的事。
罗布桑却丹一针见血地指出：“抱着好心做错事，灭亡蒙古族的乃是喇嘛们，蒙古人啊，喇嘛们啊，到这个地步岂不可怜!”他进一步指出：“满洲官员的政策大致为：对于蒙古官员，必使其成为住在门傍的房主人和只会消化食物的器具，此外没有其它用处。”他深刻揭露和抨击了清统治阶级利用喇嘛教对蒙古族人思想和灵魂进行腐蚀、麻醉的险恶用心，指出喇嘛教是清统治者进行统治、愚弄蒙古族人的思想工具和精神手段，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进而揭露了喇嘛教的反动性、欺骗性和腐朽性。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兴教育必有益于蒙古民族”，他深知，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促进民族觉醒的先决条件，是民族兴衰的决定因素，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根本，是一个民族的精髓和灵魂。他认为，“世上的人应当受到一种教育，长大后学会一种对于人类有益的本事去谋生，”试图用教育拯救蒙古民族。于是，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蒙古王公来北京，他为蒙古诺彦做翻译时，向喀喇沁公汗如扎卜和蒙古诺彦表达了这个想法，未被采纳。这一切使罗布桑却丹试图通过清政府振兴蒙古族的希望破灭，在思想上他深深陷入苦闷彷徨之中，他只能对其民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罗布桑却丹离家赴藏，途中因路费短缺而滞留北京，他决定先住在雍和宫学习经书，待挣钱后再去西藏。
从塞北蒙古来到北京，罗布桑却丹的视野大为开阔，意识到这里才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于是他打消了去西藏的念头，在雍和宫拜僧为师。这期间，他虚心求教，在进一步提高蒙、汉、满文水平的同时，努力学习藏文。经过4年的刻苦钻研，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冬季仲月，在理藩院应试中获得了“四种语言固师”学位(喇嘛学位名称，专门从事喇嘛经翻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被清政府翰林院聘为北京满蒙高等学堂的教师。
罗布桑却丹在雍和宫期间，亲眼目睹了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历史事件，使他原有的仅仅要挽救蒙古族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认识到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是一体的。他的思想升华到了反帝爱国的阶段。因此，他以保卫祖国建筑艺术瑰宝、文物古迹和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毅然带头与几位喇嘛一起与日本军官高桥、川岛、俄国军官亚可夫进行交涉，为保卫京城寺庙和市民安全做出了贡献。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冬至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中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他又穿梭于交战双方，奔波于木故敦(今沈阳)、昌图、八虎门等地；为维护民族利益，为保护蒙古寺庙和喇嘛们奔走呼号。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在华的疯狂角逐，深深地刺痛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罗布桑却丹。因而，他在《蒙古风俗鉴》中对沙俄吞噬我国领土，日俄的经济掠夺等罪行给予了揭露和讨伐，这又从反而更强化了他拯救民族必兴教育的信念。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至1914年（光绪四十年）间，罗布桑却丹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外国语学院和京都板原寺佛学院任教。他学识渊博，教学成绩卓著，在日本教育界、宗教界享有盛名。在日期间，他亲眼看见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民族振兴的变化。为唤醒民族，振兴祖国，改变蒙古族的落后经济，他根据蒙古历来的生活习俗，结合蒙古地区经济实际情况，提出“用科学养牛、马、羊”的建议，奉天（今沈阳）巡按史张其元和哲里木盟的头领们都很赞成。因当时日本和中华民国议定，允许日本商人到内蒙东部各盟经商，汉族官员对他这个发展畜牧业的想法都不相信，怀疑是日本的阴谋，因此这一建议亦未被采纳，他教育兴国救民的热望也同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1914年他由日本回国，住在沈阳，经日本知名人士介绍，在南满铁路事务部门做蒙文翻译工作，后定居大连。
罗布桑却丹怀着救国救民振兴民族的爱国愿望多次上书，又都以失败告终，均未被采纳。他虽然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精通五种语言文字，但他报国无门，于是发愤著书立说，从1915年至1918年，青灯黄卷，埋头笔耕，呕心沥血，花费4年心血，写出珍贵的蒙古族志书《蒙古风俗鉴》这部蒙文长篇巨著。
《蒙古风俗鉴》共10册，60章，计约20余万字，是这个时期内容繁富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蒙文著作。其内容包罗极广，从蒙古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以及风俗民情，到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宗教、地理、历史、医药、动植物、刑法、婚姻、风俗、习惯及其历史局长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是蒙古学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蒙古风俗鉴》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论述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同时，无情地揭露了喇嘛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提示了喇嘛教与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从而反映了他反对传统的宗教信仰的无神论思想。此书表达了他作为一个蒙古族人，一个中国人忧国忧民，振兴民族的全部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依次列出了我的看法”以寄希望于后人。
罗布桑却丹的政治主张虽未能被采纳，但他一生的追求充分表明他不失为当时 蒙古族的先觉者，他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有如暗夜中的烛光，闪出动人的光辉，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启迪。
莫 德
“愿将自己一切献给民族的解放事业”。这是莫德同志走向革命时期的一句誓言。莫德同志是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喀喇沁左旗支会副主任。他为着民族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怕千辛万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怕千难万险，英勇无畏地战斗。不幸于1946年9月24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在同齐瑞等同志从赤峰卓盟分会返回喀左途经凌源王杖子村时，被国民党凌源县警察大队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革命志士为他的过早牺牲而愤惜，喀左人民对他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一切的精神而赞颂。
莫德（也书默德）原名青格勒图，汉名王守业。他是在明白了蒙古族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民族才能得解放”的革命道理之后，才改用莫德这个名字的（蒙古语默德是明白的意思），誓以此为信念终生奋斗。
青少年时代
莫德同志，是喀左旗古迹营子人（现属建昌县），1920年11月1日生于一个蒙古族仕绅家庭。他自幼聪明活泼，性格开朗，好学好问，勇于追求真理。1927年随父到沈阳，先后在奉天省立第三和第六小学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返回故乡。1932年春又随父到北平，先到北平市立鲍家街小学校读书，以后到师大男附中读书。1939年春去日本留学，先补习白语，后到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学习，1945年4月回国。
莫德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他处在国内外风云变幻的环境之中，除了在校认真学习课程以外，还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经常思考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衰，观察和探索社会问题。1934年冬季，锡林郭勒草原遭受特大风雪灾害，牲畜冻死很多，牧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北平的蒙古族同乡在蒙藏学校礼堂召开了一个捐款赈济灾民的会议。在会议的各个圆桌上都摆了丰盛的茶点；莫德(当时只是14岁的小学生）也参加了，他见此情景甚为气愤，主持会议者刚讲完话，他就站起来走上讲台发言。他说：“我们的父老兄弟在受灾受难，我们在这里还有什么心肠吃这个果品呢!我们不是开茶话会，我们要救救那些受冻挨饿的同胞。乡亲们，不要吃了，多拿出一些钱和物资救灾吧！”出席会议的记者对此言既惊异又钦佩。会后专门对他进行了访问，并作了报道。许多人被这个蒙古族小孩解救灾区同胞的赤子之情而感动。
莫德同志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看报纸，听广播，关心国际形势，关注苏德战争和中国的抗白战争，经常买马列著作和左翼作家鲁迅、老舍的著作进行研读，从而使他逐渐地懂得了马列主义，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1843年他在东京因买马列的著作，被日本警察盯梢，并到住处搜查和询问。尽管如此，莫德同志还是想方设法购买和阅读马列的书，研究共产党的信念和主张，因此，他逐步认识到，要使民族解放，振兴中华，就得靠马列主义，靠中国共产党，这也就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走向革命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主席的讲话、“七大”的精神，对国内外震动 很大。同年秋，莫德的父亲伪蒙疆政府的官员王宗洛先生毅然向晋察冀边区起义投诚。参加革命后，王宗洛先生被安排到内蒙古自治学院做教育工作。他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要民族解放，靠国民党不行，靠德王也不行，靠日本帝国主义更不行，只有靠马列主义，靠共产党才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平等，我们蒙古族才能兴旺发达。”莫德同志对父亲的言行由衷地高兴和赞同，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并被派到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办的民族自治学院军事学习班学习。
在学习期间，他刻苦读书，认真钻研，虚心求教，积极发言他常说：“悔恨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太晚了，如果早有这种认识，决不到日本去留学，而要到延安去。现在只好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争当一个坚强的革命者。”由于他学习积极，表现很好，同年11月与父亲一起作为代表出席了内蒙古人民 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认真地学习 了刚通过的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他认识到自治运动联合 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半军事的群众性组织党要通过这个组织去发动群众，在整个内蒙古地区，逐步建党、建政、建军，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他对于这个会章和各项主张表示坚决拥护，并决心去付诸实践。在这次会议上，莫德同志被选为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从而使他的革命信心更加坚定，战斗激情更加高涨。
会议以后，莫德向志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火热的斗争前线去。当时党组织决定建立东蒙自治政府，因此派莫德参加了东蒙工作团，随孔飞、鸟兰同志徒步从张家口经承德到达赤峰。对于他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长途跋涉。但在一路行军中，莫德同志始终表现得积极、勇敢、坚强、乐观、关心同志。他说，“我是学医的，要当白求恩，给同志们当保健医。”他还一边走路，一边学习，和同志们讨论党的三大法宝，研究到群众中去的具体工作方法，在行军途中，他还背会了毛主席为抗大第二期毕业学员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且发誓说：“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民族解放事业。”
1946年1月，东蒙工作团到达赤峰卓盟分会以后，莫德同志在孔飞、乌兰同志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减租减息，同时又搞政治攻势，开展蒙古高树勋运动，团结上层人物，提出拉住朝阳土右族的四佛爷，分化阜新土左旗的云王爷，集中火力打击瓦解北票土中族的沁王爷的口号，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在这段工作期间莫德同志正式地给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决心要按照党员的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完全按照党的指示去做。乌兰同志在回忆莫德同志时说，“他虽然是个留学生，但一点没有洋气。接受新鲜事物很快。他对敌人痛恨，对共产党热爱，民族感情很浓。斗争精神很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革命者，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是可以吸收入党的。”
转战家乡
1946年春节过后，国民党派大批部队攻占了喀左、建昌、凌源一带，我党初建的地方政权受到了很大摧残．喀左旗伪旗长默尔庚额投靠国民党，网罗土匪及各种反动势力，大肆镇压民族自治运动，形势紧迫，斗争激烈。莫德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向东蒙工作团负责同志提出了到喀左搞民族自治运动，到第一线去同敌人进行斗争．组织同意了他的要求，乌兰同志跟他谈了话，指出：到那里要在热东地委的领导导下，照党的政策办事，要注意团结各阶层人士，发动群众，建立旗支会，建立旗支队，与那里的干部一起努力把喀左旗的工作搞好。在临行前乌兰同志又赠给他一支勃克枪和二十发子弹。莫德同志激动地说，“我一定要把这支枪作为我武器的老母机，用它缴获敌人更多的枪和炮。我们一定要同喀左干部一起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搞好民族自治运动，为民族的解放做出更大贡献”。
4月初，莫德同志肩负着党交给的重任回到了家乡。一到喀左，立即找在这里工作的金明、陈刚、苏和等同志了解斗争情况，进行串联发动群众和做旗支会的筹建工作。4月下旬在海岛营子召开了9人会议，讨论了旗支会的建立问题。根据内蒙古人民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盟分会的意见，确定金明同志为喀左旗支会主任，莫德同志为副主任，苏和、陈刚等同志为委员。于5月1日正式宣告喀喇沁左旗支会成立，井印发了《告喀左蒙民同胞书》，号召全旗蒙民积极行动起来，参加自治运动，为民族彻底解放而斗争。
旗支会成立以后，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发展会员，于5月4日在桃花池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组织动员群众．莫德同志说：“只有跟共产党走，实行民族自治，才是少数民族获得解放，实现民族平等的唯一出路。”当时就有30多个青年报名入会。然后分头下去串联，发动群众。6月16日去奈马营子准备发动青年组建旗支队。这时国民党军队又占领了南公营子，向我地区共产党组织建立的政权全面进攻，热东地委指示要发动会员参战。当时一方面积极收缴散落在群众手里的枪支和地主、土匪手中的武器，扩大队伍。另一方面组织一部分力量深入到汤神庙、古迹营子打游击，建立努图克(区)、苏木（村)基层政权，发展党员，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敌人斗争。经过一段辗转，于6月18日在青龙的周杖子正式成立了旗支队。苏和同志任支队长，金明、莫德同志负责做政治工作．从而有了自己的武装，开始同敌人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了。为了更好的发动群众，7月初莫德率小分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古迹营子搞减租减息，清算斗争。莫德同志的家是当地的大地主，父辈兄弟有四个，其老叔王永录(喇嘛)在家支撑家业，当时有土地140多亩，每年打粮120多石，有大牲畜10头、房子42间，莫德同志回到家乡以后，不分昼夜地走家串户，发动群众．首先说服动员他老叔，把家里存的两支步枪献给了旗支队，并让他从各方面支持民族自治运动。
这一举动，深受广大贫苦蒙民的欢迎和称赞，因而群众对莫德非常钦佩，对民族自治运动更加信赖了。在这里经过20多天的工作，发展会员60多名，枪达到了18支。随后，金明、莫德、陈冠卿等同志又分别到老爷庙、山嘴子等地搞清算斗争。老爷庙工作组于7月22日遭到国民党93军和东北保安三支队的进攻，陈冠卿同志不幸牺牲。不久山嘴子工作组也遭到了国民党93军一团的袭击。工作受到破坏，清算斗争不得不停止。实践使莫德同志认识到，搞民族自治运动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蒙古族的上层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很猖獗的，斗争是残酷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有更多的干部，迅速发展自己的武装。因此，他与旗支会的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到卓盟分会去汇报工作，请求增派干部，以便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把民族运动搞好。
壮烈牺牲
为了尽快要来干部，迅速发展武装，莫德同志于八月下旬去赤峰卓盟分会。当时分会负责同志孔飞正在召集准备派往各地的63名干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齐瑞同志，是喀左旗段段杖子人(现属凌源)。主动要求回家乡工作。经批准后、齐瑞带妻陈淑芳骑一匹马、一头驴于9月19日同莫德同志一起从赤峰出发奔向喀左，临行时碰到一名来喀左的学生叫王俊，一打听是莫德的同乡，随搭伴同行。21日进入宁城县境，得知城内有国民党驻军，便绕道而走。24日凌晨（农历8月29日)通过铁路封锁线后行至凌源南王杖子村时，发现公路上有汽车灯亮，莫德分析认为这里有敌人活动，汽车很可能是巡逻的，因此他们立即走下公路躲进山沟里隐蔽起来。经过一个多小时，天已大亮，上路行走不便，加上一夜赶路很疲劳，又饥又渴，他们就靠山边走到王杖子村边孤户王振家打水喝。这个人说话很热情，不但给水喝，还叫到家里给做饭吃。这样，他们就把牲畜拴在外边，四人同到王振家里歇脚。但是做熟饭刚吃时，就被凌源县国民党警察大队(包括山嘴子警察分局的自卫队)30多人发现包围了。敌人进门高喊：“屋里边是什么人?赶快都出来。”王振家人出去以后，莫德又让陈淑芳出去应付，她刚走到门口，没由分说就被敌人抓住绑走．敌人见其他人没出来，就向屋内打枪，此时莫德从屋里窗口也向外打了一枪，正中门口那个向屋内喊叫的警察胸部，这个家伙应声倒下，接着敌人更加疯狂起来，集中火力向屋里射击，顿时门窗都被打坏，莫德、齐瑞同志也不时地予以还击，战斗打得很激烈，一直持续到午后，敌人又大声喊叫：“出来吧，投降不杀。”这时莫德与王俊说：“你是个学生，他们咋不地，你出去吧。”王俊举手出去了，但敌人自食其言，当王俊出去以后，却又开枪把他三个手指打伤，然后绑走。莫德、齐瑞同志继续坚持战斗，敌人无计可施，就想出了一个最恶毒的办法，在屋子后墙上挖一个窟窿，用长杆绑上手榴弹伸进屋内爆炸，莫德同志腿部负伤。为了同敌人决战，他立即把携带的文件烧毁。这时有四个敌人已从西屋窗口冲进。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决定誓死与敌人进行一场拚博。当他们刚冲出屋门以后就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中，壮烈牺牲了。
莫德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革命精神长存。他将永远活在喀左各族人民的心中。
为了缅怀他的英雄业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根据他生前的要求，中共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委报请朝阳地委批准，追认莫德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在烈士牺牲三十七周年的时候，在县烈士陵园敬立了镶嵌着照片，镌刻着英雄事迹的二位烈士纪念碑，于1983年10月15日举行了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各族人民要以烈士为榜样，不怕艰苦，不怕牺牲，英勇无畏，勇往直前，为把喀左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庶而奋斗。
赵尚志
赵尚志将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威震中外的著名抗日将领，深受人民爱戴和敬仰的传奇式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赞誉赵尚志将军等抗联将领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其“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称赞赵尚志等八位抗日将领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尚志乡尚志村，其父赵子服是朝阳南部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领袖。赵尚志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1916年赵子服领导的“清乡自治会”遭官兵野蛮镇压，家被焚烧。1919年春，赵尚志举家迁居哈尔滨，因家庭贫困而失学，11岁开始做苦工，曾当过杂役、学徒、信差等。
1925年2月，赵尚志考取了哈尔滨市著名的许公中学，并倡议发起了哈尔滨市最早的学生会组织“许公中学学生自治会”。1925年夏，在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同年冬，经党组织批准，赴大革命中心广州，考入黄埔军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学习。根据革命的需要，1926年回到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从事革命活动，曾任“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1927年2月，利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机，受中共北满地委派遣在长春筹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任常委兼青年部长。1929年下半年到沈阳，在共青团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委派到上海参加党中央高级训练班和团中央训练班，受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两次被捕入狱，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先后担任中共满洲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和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开始投身并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
1932年任巴彦游击队政委。1933年10月领导创建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任队长。1934年6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 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并创立了与伪满洲国相对立的人民革命政权——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1936年9月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1938年初，赴苏联。1939年6月，被苏军和共产国际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率部回东北作战。赵尚志一生极为坎坷，曾三次被捕入狱，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1942年2月12日，在袭击鹤岗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负重伤在昏迷时被俘。敌人对他进行突击审讯，他痛斥敌人，拒绝医治，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壮烈牺牲，时年34岁。
为了纪念他，1947年珠河县农工代表大会决定将该县改名为尚志县。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烈士出生地朝阳喇嘛沟村改名为“尚志村”。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予以平反并恢复党籍。1997年辽宁省人民政府把烈士出生地朝阳县王伦沟乡改名为“尚志乡”。
赵尚志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东北地区民主革命的先驱。他在领导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方面卓有建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九一八”事变后，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主要领导人，为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同王明、康生等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创建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赵尚志把马克思主义建军原则、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黄埔军校学到的军事理论知识，成功运用于东北地区游击战争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治军方略。他领导创建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是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他联合北满抗联各部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山麓40余县广大区域内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他学习中央苏区经验，创建了哈东游击根据地和汤原游击根据地。他曾三次率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远征，攻克了无数敌人盘踞的县城和城镇，摧毁了日伪的战略支撑，开辟出新的游击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牵制二十万日军不能南下。他亲自指挥的“肖田地突围”、“冰趟子大捷”等战斗，是东北抗联史乃至我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精典战例，打得日本侵略者发出了“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哀叹。他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并亲任校长，为抗联部队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他所撰写的《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过去与现状的略述》和《关于布置和建立东北游击队的报告》是两篇重要军事理论文献。他总结创立的游击战略战术原则，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
赵尚志是一代军中儒将。他曾主办过抗日联军第二路军《东北红星壁报》。他所撰写的《纪念红色的五月》文章，文字优美，又富有战斗性，是散文中的名篇。在戎马倥偬之中，赵尚志经常填词、赋诗、撰联、创作歌曲，以表达自己的壮志豪情，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激荡着爱国主义情怀，著名词作《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歌曲《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就是代表作。
赵尚志是威震中外的抗日将领，苏联人民把他与苏联红军传奇式英雄夏伯阳相比，称赵尚志为“中国的夏伯阳”。赵尚志在东北抗联史上，与杨靖宇齐名，有“南杨北赵”的美誉。
赵尚志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他身上所体现的矢志不渝、忠贞不移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强敌，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将化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动力！
赵尚志将军永垂不朽。
郭俊卿
郭俊卿是全国特等女战斗英雄。1931年出生在辽宁省凌源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为了给被地主害死的父亲报仇，她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又将自己的年龄报大两岁，用假名郭富参军。先后当过通信员、警卫员、班长、连队文书和副指导员。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她女扮男装5年之久，和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鏖战疆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被誉为“现代花木兰”。
郭俊卿到部队后，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她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为人民服务就要服务到底。为完成党的任务，就要不怕流血牺牲。”1947年6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次，班长让她在4个小时以内，将一个命令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天黑路险，她骑着快马在大山沟里奔驰，提前完成了任务。在返回的路上，马已累死，她背着马鞍，走了三四公里路回到驻地。在部队这个大家庭，她以深厚的阶级感情，热心关怀着战友们。平时谁有病，她帮助做病号饭；行军途中，她帮助同志们扛枪、背背包，抢救伤病员。一次行军路过没腰深的河，她带头将病号一个个背过河，而自己因受凉落下了妇科病。
1948年初，她调到战斗班任班长。不久，平泉战斗打响。郭俊卿带领的四班作为突击班，担负夺取城东第二道山梁的重任。当时，全班只有十来支老式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战士大都是初上战场的新兵，而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60多个敌人。战斗开始后，郭俊卿摇着红旗冲在最前面。突然，跑在她身边的副班长中弹牺牲。她高喊着“为副班长报仇”，带头冲上山梁。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她带领战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郭俊卿因为指挥机智勇敢，带病坚持战斗，立了功。团里还给四班颁发了“战斗模范班”锦旗。
为了不暴露女儿身的秘密，5年中，她从不脱衣睡觉，也从不和大家一块上厕所、洗澡。1950年4月，劳累过度的郭俊卿生病住进医院，被医生发现了女儿身。同年9月，她作为特等女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后来，根据组织的安排，郭俊卿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山东省青岛第一服装厂厂长、山东省曹县民政局副局长等职。1981年离休后在江苏省常州市定居。1983年9月病逝于南京。
尹湛纳希
尹湛纳希（1837—1892）蒙古族小说家。汉名宝衡山，字润亭。出生于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忠信府(今辽宁省北票市下府蒙古族乡中心府村)。其父是一位爱国将领和古籍收藏家﹑歷史学者。
尹湛纳希自幼从塾师学会了蒙﹑汉﹑满﹑藏文字，对蒙﹑汉古典文学造诣颇深，有丰富的歷史知识，并擅长丹青。他一生未出仕，青年时代常以文会友，饮酒赋诗，谈古论今。游歷过内蒙古部分盟旗和国内一些名胜古蹟，结识不少学者名流，这对他增长阅歷，开拓视野，积累创作经验，起了积极的作用。
尹湛纳希30岁以後，社会陷入动乱，家道中落。社会﹑家庭急剧的变动，使他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一方面为生计奔波，另一方面发奋著书立说，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和探索。继续撰写其父未竟遗著《青史演义》，断断续续歷经20年，终告完成，还创作了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和《红运泪》(未完成)，以及杂文﹑诗歌等；并曾将《红楼梦》和《中庸》译成蒙文(已散佚)。
《青史演义》，又名《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计画写一百二十回﹐至元亡为止。现出版69回，前59回写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歷史，後10回为斡歌歹即位後的歷史。1980年在检查鑑定尹湛纳希的抄本中，发现补充旧章回的新30回。该书目前所存仍为69回。尹湛纳希在书中对成吉思汗及其将领﹑部属倾注了满腔热情，描绘了成吉思汗率诸将领统一各部的英雄业绩，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展现出12﹑13世纪蒙古草原的歷史风貌。作者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人物形像。《一层楼》是尹湛纳希学习《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题材写成的长篇小说。《泣红亭》是她的姊妹篇。
《一层楼》和《泣红亭》的故事沿著璞玉和炉梅﹑琴默﹑圣如的爱情缐索展开的。而最後以璞玉之父，为攀附权贵，给璞玉娶了节度使之女苏姬为妻，三个姑娘星流云散，小说以悲剧告终。《泣红亭》以璞玉访炉梅﹑琴默﹑圣如的踪迹开始，描绘了三个姑娘的悲剧命运。三人经过一番波折，最後终於都和璞玉成婚，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
尹湛纳希通过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满怀同情地描述了在封建礼教桎梏下青年男女的不幸遭遇，揭露了封建统治的罪恶以及清末种种腐败的社会现象，反映了深受剥削的农民的痛苦生活。
作者对现实的揭露是比较深刻的，但他并未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衰朽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为可以凭藉贤人的力量加以修补，恢復其元气。他把这种“补天”的思想愿望纳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给作品带来了严重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同时，作品存在比较明显的模仿因袭《红楼梦》的痕迹。
尹湛纳希的创作，为丰富民族文学宝库，促进蒙﹑汉文化交流以及丰富和发展蒙古族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民族文学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图 们
图们同志在我国当代军事法制建设上是一位既有显著成就又有重要影响的军事法学家、刑法学家。他是一个在军队系统从连、团、师、省军区、大军区、总部、军委机关一级未越，从保卫、检察、法院到法制机关所有政法部门都工作过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
图们同志1928年3月生，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人，蒙古族，中共党员。1946年4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连政治指导员、团保卫干事、师保卫科长、省军区保卫处副处长、大军区保卫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刑事检察处处长、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等职。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时。被全国五届人大十六次常委会任命为最高人民 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员。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1960午晋升中校，1964年晋升为上校，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46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1954年毕业于中央人民公安学院，1985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现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刑法研究会干事、中国行政法研究会顾问、北京军事法学会会长。
在他战争年代任连指导员时，曾荣获师首长授予的“缴获众多”的奖状和锦旗。在他从事保卫工作的二十多年时间，他经常到基层和边防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以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促进了部队的纯洁和巩固，保障了部队建设和边防斗争的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他蒙受奇冤，被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的迫害和折磨，1979年才得以彻底平反。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图们同志在长期从事军事法制工作过程中，参加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数千起各类案件，主持修改、起草、审查了几十件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十分重视对法学理论的研究，先后撰写、发表了《加快和深化军法工作改革，更好地为部队建设服务》、《必须重视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理论的研究》等效十篇学术论文。并主持编写、审定了《中国军事法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史概述》、《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检察工作专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法分册》。
军事法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法学界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对军事法学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所以，图们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观点具有很大的独创性和填补空白的价值；图们对刑法学的讲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刑法方面。由于他有四十余年的军队司法工作经历，并曾担任过军队最高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所以其学术观点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际司法工作的指导价值，对我国军事刑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法学家，图们的最大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很少空洞议论。他的很多学术观点都对社会法制实践产生了一定作用。中共中央军委法制局的设立就和他的积极论证有关。总之，在中国当代法学家中，图们以实践经验丰富、勇于开拓创新、富有时代精神、密切联系实际见长。
图们同志因工作成绩显著，学习刻苦，多次被嘉奖。1946年在东北军政大学被评为模范学员，1950年在骑兵一师被评为一类干部(模范干部)，1959年在内蒙古军区被评为先进保卫干部并出席全国公安先进工作者大会，因在法制宣传上成绩优异，1989年总政治部在全军通报表彰，1990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都在全国通报表彰。基于上述成就，1991年出版的《中国法学家辞典》中收录了他的名字，记载了他的贡献。收录的现代法学家中他是唯一的将军，唯一军事法学家，唯一的一人身兼两家(军事法学家和刑法学家)，唯一的从事实际工作，同时又注重理论研究的人，唯一的蒙古族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原中顾委常委武修权同志评价图们同志“是一位阅历全面、经验丰富、有重大建树的法律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黄玉昆同志评价图们同志“是一位忠诚并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又是一位勤于钻研，在军事法学、刑法学上颇有造诣的领导干部。”
1990年下半年离休后，图们将军只是离开行政领导岗位，转到另一条战线，全部精力投入写作和军事法学研究工作，首先撰写他经历和参与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件。他同一个年轻人合作创作出版了新中国政法工作史上的“三个之最”，即审判工作之最《超级审判》、个人冤案之最《共和国最大冤案》、集团冤案之最《康生与内人党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记》已交出版社待出版，他还主编了《中国军事法学教程》。
他写的这些书受到国内外的好评。一位文学评论家讲，写出《超级审判》这样一个超大题材的作品，没有相当的胆略和气魄，没有很高的业务素质是完不成的。不少政法干部讲，这部作品是我国80年代拨乱反正时期办案工作的缩影，是珍贵的史料。香港的历史学家讲，《共和国最大冤案，这部书是研究中国那一段历史最真实、最客观、最权威的一部著作。《中国军事法学教程》是我国第一部向全国公开发行最系统的军事法学理论著作，填补了我国军事法学教材的空白。
图们同志长期在外地工作，对家乡朝阳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时刻关心着家乡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1991年，他率领在北京的喀左同乡二、三十人到喀左县各乡镇、企业参观，了解情况，传播信息，介绍门路，联络人才，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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