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
(1526--1618)
万历朝是明由治及乱的开端，后人论及明亡，曾有“明实亡于万历”之说。不过万历朝的边事却一度颇有成效，这一方面有赖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辅政打下的经济基础，也有赖于边关的两大名将：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戚继光的治军之术和平倭功绩虽更为后人称道，但在当时，李成梁威名远远胜之。在明将吏贪懦，边备废驰的时代，李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各方北方游牧部落，立头功一万五千次，拓疆近千里。清人作《明史》，对其虽颇有贬低之词，也不得不承认“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
“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明史列传126》，下同）有考证说李成梁祖籍为陇西，是唐后为避乱迁入朝鲜的。不过至今的李氏家族大都已入籍朝鲜，并视李成梁为朝鲜人。
尽管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真正被重用却是四十岁以后的事。《明史列传126》说：“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家贫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当时的军官地位并不高，且都是世袭。李成梁一家作为朝鲜移民，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歧视和排挤，如果不是边事不振，忧患多多，或许李成梁连这个世袭军官的职位都得不到，也就从此默默无闻了。“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之属，亦时窥塞下。”是北方未曾断绝的变患给了他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地，
穆宗期间，李成梁主要和蒙古部落作战，因为战功赫赫，最终成为辽东总兵，“隆庆元年，士蛮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进副总兵……三年四月，张摆失等屯塞下，成梁迎击斩之……录功，进秩一等。四年九月，辛爱大入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擢成梁署都督佥事代之。”仅仅比戚继光晚一年而已。
到万历年，李成梁“师出必捷，威振绝域”。辽东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或联合出兵，或单独挑衅均被挫败，更拓疆七百里，建宽甸六堡，并在开原、清河、抚顺等地开办贸易市场，与当地部落建立友好关系。《明史》为李成梁作传，基本上就是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功史。
明时的北方变患多来自蒙古部落，当时土蛮部是最有威胁的游牧势力，经常纠集其他部落侵边，且动辄数万骑出动，万历九年更曾以十万骑之众围攻广宁，亦不能克。万历十年三月，李成梁设伏斩杀了土蛮首领速把亥，“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这一强敌被制服。另一强势部落海西叶赫部，经分化瓦解之后，则在万历十七年被征服，首领那林孛罗请降。
满清的前身是建州女真部。自清河以南抵达鸭绿江口地区，当时属于建州卫，由女真部落控制。建州势力逐渐壮大后，亦成为边防的另一主要威胁。万历二年，李成梁率兵讨伐建州，捣毁女真首领王杲寨，将其擒拿处决。万历八年，李成梁又将建州另一女真部落首领兀堂重挫并逐出塞北，其部从此衰落。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再度发兵攻王杲之子阿台，努尔哈赤父塔克世为王杲孙女婿，死于此次战乱，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清史稿》载：“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成梁妻奇其貌，阴纵之归。”也有野史称努尔哈赤被收在李成梁帐下充当幼丁，数年后方才逃离。《明史纪事本末》则说塔克世虽属王杲一系，但已归附李成梁，因充当这次行动的前驱而战死。所以李成梁将塔克世所遗土地人马派给努尔哈赤，并给都督敕书，令袭都督指挥衔。努尔哈赤后来羽翼丰满，统一女真各部，建元后金之后，报父祖之仇是他讨明的所谓“七大恨”之一。
李成梁镇边的辉煌战绩令“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进封宁远伯，又加太子少保，太傅，世廕锦衣指挥使等荣誉职务，“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皆为总兵官；如梓、如梓、如桂、如楠，亦官至参将。”一时功盖当世，权顷辽东，成了地地道道的东北大帅。
权力带来的是腐败，李成梁的显赫让“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他个人则是“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明代的政风到万历年已经相当衰败，士大夫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凡事全靠讲人情，攀关系，钻营有方。李成梁虽位高权重，这方面也不含糊，他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即便张居正，专权时也受过他的贿赂。《明史》责李成梁“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这话当然有些夸张，不过李成梁当时不仅掌控着辽东军事，也控制着东北经济，“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既是一方军阀，家资百万当然不在话下。
李成梁治军与戚继光不同，戚继光靠制度带兵，李成梁则依仗个人的威望和感召力，对有功将士奖赏很厚，靠允以荣华富贵激励士气。故而到了后来，“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早年的进取之心丧失，功业逐渐由盛而衰。先是有怯战之事，而后又传出掩败为功，杀良冒功的行为，这些虽都是部下所为，但李成梁难辞其咎。万历十九年三月，“成梁……使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师还遇敌，死者数千人。成梁及总督蹇达不以闻。”这件事成了导火索，一些对其不满的京官开始大做文章，纷纷谴责，李成梁见形势不利，上书请辞。在镇辽二十二年之后，李成梁被迫退居二线。
李成梁去职后，辽东并无可胜任之人，“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李成梁长子李如松也是一代名将，万历中期援朝鲜，平哱拜的两次大仗均为主将，且均以完胜告捷。万历二十五年，尽管非议很多，“言路复交章力争，帝置不报”，最终还是让李如松出任了辽东总兵。可惜李如松一年之后便在与蒙古部落的交战中阵亡。辽东不容乐观的局势，使得李成梁被迫再度出山，这时的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
此时的辽东，也已经不是彼时了，建州女真部在努尔哈赤领导下日益强大，已令四方各部畏服，难以撼动。李成梁只得改变策略，转攻为守，放弃宽甸一带，将当地居民迁入内地，目的一为坚壁清野，二是辟出一片利于攻防的缓冲区，遏制女真的入侵。此举在战略上并无过失，但京城里的言官们却闻讯哗然，纷纷指责李成梁放弃国土，丧权辱国，里面还包括后来镇守辽东时比李成梁更加保守的名臣熊廷弼。不过这一回皇帝到站在了李成梁这边，对各方指责，“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
李成梁复职后，以抚为主，倡导对北方各部的官方民间贸易往来，“诸部耽市赏利，争就款。”此后的将近九年的时间，辽东安定无战事。
万历三十四年六月，李成梁去世，“上命以公祭丧”。一代名将最终埋骨于他戎马一生的黑山白水之中，而厚葬了他的这个王朝，在半个世纪之后为内乱所摧毁，也同样被埋葬在来自这片土地上的新兴民族的铁骑之下。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1165--1220），金代新兴（古银州）人，契丹族，原为金北边千户。金末，蒙古人铁木真（成吉斯汗）兴兵建蒙古国，金对境内辽代遗民契丹人心存疑虑、戒备，恐其与蒙古人呼应；故下令境内各地，凡有契丹人居住者，须以二户女真夹一户契丹。耶律留哥不能忍受金人这种歧视而逃走，壬申（1212）年在韩州（今昌图八面城）、隆安（吉林农安）一带扯旗聚集契丹人与金对抗。周围契丹人群起响应，数月间即聚集十余万人。耶律留哥被推为都元帅。适逢蒙古军起兵攻金，耶律留哥即以契丹军名义投蒙，成吉斯汗准其仍驻留原地。
次年，金派大将蒲鲜万奴围剿耶律留哥，耶律留哥与之大战于归仁县（今昌图四面城）一带，击溃金兵，耶律留哥乘势尽取辽东州郡；进尔称辽王，“遂都咸平（今开原），号为中京”。其时有人劝耶律留哥自立为帝，留哥不肯，称已臣蒙古，绝不自立。后来耶律留哥再破金东京（今辽阳），嗣后，奉金银九十余车谨见成吉斯汗。成吉斯汗赞其“仗义效顺”，仍封其为辽王，驻咸平，赐金虎符。庚辰年（1220）耶律留哥卒，年56岁。其子袭爵，曾随成吉斯汗西征，深得宠信，后移居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
高其佩
高其佩，1660年生，1734年逝世，铁钤（今属辽宁）人。字韦之，号且园。隶籍汉军，父天爵，以荫叙宿州知州，宫至刑部侍郎，浙江盐运使等。卒后谥恪勤。擅画花鸟、走兽、人物、山水，其简练苍劲处，几近明代吴伟。尤以指头作画著称。侄孙高秉撰有《指头画说》一篇，记其画法及轶事等。传世画迹有《高冈独立图》、《稻穗螳螂图》、《松阴小琪图》、《指画人物》册（十页）等。《出猎图》，绢本，设色指头画。纵141厘米，横77厘米。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图描绘野外出猎的情景。在构图处理上，画面的上部以“截取”法画了两棵古劲老树，占据画面三分之一。两棵老树皆截取了树干的一段，这种特写景虽有限，但使人回味无穷。下部以三分之二的画面描写了猎人狩猎的情景。其狩猎者神情形貌，生动毕肖。猎犬紧跟马后，惊觉地回头盯着猎物，其探头翘尾的姿态，亦十分传神。此图在表现技法上亦有特色，人物衣褶、犬、马的轮廓等线条，用指甲勾勒，工细劲挺，随意飞动，既拙且活。从这幅中可看到作者运指施墨极为得心应手，而不留丝毫指迹墨痕，求奔放于规矩之中，恰好地发挥了指墨作画的特长。
画春水池塘不见坡岸，水面鸳鸯畅游于垂柳之间，柳枝随风飘曳，群鸟上下飞鸣。指墨草草，浓淡烘托，使画面产生动感左下自题“康熙壬辰初夏，铁岭高其佩指头画”，壬辰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画家四十一岁时作。
魏燮均
魏燮均（1812—1889），铁岭人。初名昌泰，字子亨，又名伯阳、公隐，号耕石老人，又号芷庭、老农、山人，别号铁民、九梅居士。因慕郑板桥（郑板桥名郑燮），遂改名燮均。魏燮均少年读书，平生好学。喜古文，善书法，更好写诗。咸丰年间为县学贡生（秀才），曾在司马台府上做五年书记，而后回铁岭在城南红杏村（今铁岭县李千户乡红杏屯）置田数十亩，一边躬耕农事，一边寄情山水，写诗作画。历时30余年，成诗3000余首，著有《九梅村诗集》、《香雪斋笔记》、《梦梅轩杂著》、《荒史纪闻》等。
清同治三年（1864），已52岁的魏燮均踌躇满志地赴京赶考，欲取功名，但未能如愿。虽科考落第，但考官对其书法却评价甚高。魏燮均书法以宋黄庭坚和明画家董其昌为宗，善楷书，精行草，笔势流畅、笔力遒劲、笔意精到，俊逸超群。考官在他的卷上写下“字震九州”批语。一时间，“字震九州魏燮均”成为与“文压三江王尔烈”齐名之士，竟成为民间传诵一时的楹联。魏燮均一生攻诗，却以书法广闻于朝，在东北更是名闻遐迩。
魏燮均老年隐居山村，不履城市，经常策杖于山间，日常以教书为乐，甘当穷秀才，不争名利，种花习字，直至光绪十五年（1889）77岁辞世，一直过隐士生活。他在《闲居遣兴》诗中写道：“独掩蓬门作腐儒，免争名利效奔趋。破篱重补添荆棘，老屋新苫用苇芦。栽树种花为活计，写三页字算功夫。闲居防有诗朋至，预办床头酒一壶。”
魏燮均晚年虽寄情山水，亦重亲情，与老妻情谊甚笃。妻子60岁生日时，其赠诗一首，情义感人：
魏燮均诗《赠内子》：
贫贱夫妻老更亲，白头相敬转如宾。
起居每问关心切，恩爱方知结发真。
善体性情唯有尔，若论儿女亦他人。
独怜文字非知己，不解吟诗已六旬。
任辅臣
任辅臣（1884--1918），中国第一位布尔什维克。参加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华工领袖；苏俄红军“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出生于铁岭县镇西堡乡河夹心村。少年时曾就读于铁岭著名的银冈书院，并先后在铁岭、沈阳、哈尔滨生活、学习和做工。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苦难深重，已陷入极度的危机深渊之中。黑暗的现实深深激发了青年任辅臣救国救民的使命感。任辅臣17岁时曾到俄修筑的中东铁路做录事（书记员），学会了俄语。1908年，24岁的任辅臣在哈尔滨俄军官学堂做汉语教官时，结识了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青年军官，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于这一年秘密加入了当时中国工人称之为“穷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根据协约国的规定，俄国在中国召一批华工赴俄伐木采矿。任辅臣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以外交署员的身份，带2000名华工奔赴俄国乌拉尔地区彼尔姆省的阿拉巴耶夫斯克矿区，并在华工中开展革命活动。
1917年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任辅臣受命将在俄华工组建为“中国团”编入苏俄红军，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斗争异常激烈，战斗特别频繁。“中国团”组建一年多，进行大小战斗上百次。由于“中国团”特别能战斗，常常被派到最关键、最艰苦的战斗中担任主力，成为东部战区最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英雄部队，因此被苏维埃中央命名为“红鹰团”。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和《乌拉尔工人》报称“中国团是我们战线上最好的红军连队之一”。
11月29日深夜，担任乌拉尔地区维雅战场总指挥的任辅臣在与高尔察克白匪进行的激烈战斗中不幸牺牲，为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献出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
任辅臣牺牲后，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接见了他的妻子和儿女，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布尔什维克。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谈到任辅臣时说：任辅臣同志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就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是我们的先烈，他的革命业绩是我们国家的光荣。1989年11月2日，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国际主义英雄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苏联各大报刊，我国《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世界博览》、以及英国《大百科全书》等都刊文介绍任辅臣的事迹。1993年11月28日，铁岭市人民政府在铁岭烈士陵园为任辅臣烈士塑像落成举行隆重的揭幕仪式。市委、市政府领导在致词中说：任辅臣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无产阶级的英雄，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是辽北青年的先锋，是辽北人民的骄傲！
孙西林
孙西林
(1910-1946)，原名孙锡麟，化名孙山、孙昌克，1910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户山屯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八面城高小学就读。1924年秋，孙西林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省立一中)预科第八级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孙西林在学联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爱国同胞的罪行。
1926年9月，孙西林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预科乙班(采矿冶金系的预备班)学习。他在佟玉华(共产党员)等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政府义出兵侵占济南，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济南惨案"。东北三省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并发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孙西林组织一个销售点卖国货。学校放暑假，他把学校附近的穷苦儿童找来教识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团，号召东北人民捍卫自己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孙西林、吴希庸、邱华峰三人是讲演团中的骨干。1928年冬，孙西林到比利时求学，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一时一刻不忘祖国和人民，整天为国事忧心忡忡，与邱华峰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宗旨是共同探讨救国的道理。1930年夏，共产党员朱镶忱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到比利时。不久，他和留比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并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孙西林等人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孙西林放弃了矿冶专业的学习，转到鲁文大学改学法律(鲁文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其目的是要有更充分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听到"日军炮轰北大营，占领了奉天"这一消息后，孙西林和几位东北学生更是捶胸顿足，悲愤不已!与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200余人，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1932年夏，比利时当局大肆逮捕华侨、留学生，"反帝大同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成员先后遭到逮捕，关押一个月右，便宣布将"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朱镶忱、孙西林、邱华峰等10余人全部驱逐出境。朱镶忱对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巴黎还有些老关系，因此决定带这10几个人一道去法国。他们乘的火车刚入法国边境，便受到法国警察的检查。因无护照不许入境，朱镶忱，孙西林等人进退维谷，更加怀念祖国和家乡，但离祖国太遥远了，他们纵有赤子之心，却没有力量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行10余人沿着法比边境的一条小河，试探着向法国境内深入，直到夜半，才绕过边境检查站，又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次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当时，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只得找"红十字会"给予帮助。"红十字会"同意按政治侨民对待，每天每人发给五法郎的生活救济费，大家只好共同租一间房子挤在地板上睡，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鸡食米(碎米)。孙西林在巴黎郊区一家人造丝厂做工，不论干什么，总算有了个临时立足之地。
人造丝厂有华侨工人200多名，他们大多是文盲穷苦民众，对外语更是一窍不通，经常受法国工头和厂方老板欺压。孙西林等知识分子进厂后受到华工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工人们遇事愿意请他们出面帮忙。孙西林在工人中组织起"抗日救国会"、"红色救济会"等群众组织。为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通过放映电影、演节目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孙西林逐浙成熟起来。他积极参加、组织华侨学生和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思想水平，在不断地摸索探求和斗争中，孙西林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锻炼成长为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1932年秋，经朱镶忱介绍，孙西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法国入党的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法共党员。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殖民部领导下的中国支部过组织生活。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华侨工人及留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孙西林入党不久，组织让他在法共中央中国语言组工作。在与"蓝衣社"的激烈斗争中，孙西林按党组织决定选派两名同志打入"蓝衣社"的群众团体书报社内进行工作。当时，在伦敦、柏林、巴黎等地的日本大使馆为拉拢中国东北的留学生，向他们代发伪满洲国的官费，孙西林等人便组织领导东北留学生发表联名宣言，拒绝领取伪满洲国发放的官费，并组织留学生到中国大使馆请愿，请求国民政府关心东北学生，给予救济。这些有政治意义的爱国活动，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洲国政府妄图以小恩小惠拉拢东北青年的卑鄙伎俩，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凡是有大型集会或活动，孙西林总要细心地考察周围的环境，参加的人员，考虑到一旦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他曾建议中国支部用文学形式向法共提供有关情况，少参加公开活动，以利于长期隐蔽工作，配合国内斗争。孙西林考虑问题深远，作风严谨，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葆华回忆说："我能够在法国坚持工作18年之久，与西林对我的帮助影响是分不开的"。1934年夏，孙西林、邱华峰等人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继续住在巴黎市内已有困难。国际"红十字会"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及时转移到市郊一位革命老人家里。同年，法共中央就巴黎的一批中共党员的安置问题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不久，第三国际要派4名中共党员去莫斯科。中国支部研究决定派孙西林、邱华峰、张亦华、周易4人去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组织考虑到中国同志将来回国后的安全，让他们把名字改了，孙西林改名为孙山，被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个出版社，行政上由苏共中央直接领导，业务上则由第三国际负责各项工作。孙西林在这里先后做过校对、排版、抄写等具体工作。1935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到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孙西林做李延禄的秘书，与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期间，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为了让代表团的同志熟悉国内情况，陈云给他们讲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高自力讲土地革命政策，滕代远讲红军长征的经验及军民关系。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亲自接见抗联代表团的团长，鼓励他们认清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坚定作好统战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末，李延禄、孙西林身负重任从莫斯科启程，绕道意大利回国。
1936年11月初，李延禄、孙西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上海，第二天便到翁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朴、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同时说明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打算，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愿作东北抗联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11月9日，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在马斯南路拜会宋庆龄与何香凝，向她们阐明了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得到她们的支持。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还得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这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促蒋抗日的动力，对日蒋"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11月22日，上海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营救"七君子"，代表团以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代表团还派孙西林携带李延禄的慰问信及食品到苏州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待见"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孙西林到上海后，认识了李延禄的长女林平(李万新)。俩人常就时局的发展展开讨论。孙西林对林平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许，同时，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单纯幼稚。一天，潘汉年传达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进行调停，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为了配合中央的行动，代表团当即决定由孙西林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两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的，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救国大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林平才意识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能力与孙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从此，她不但改变了认为孙西林过于主观自信的看法，还产生了由衷地信任、敬佩和爱慕之情。
1937年3月，周恩来曾两次到上海仙桥会馆与抗联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并亲自带领代表团的3位同志去拜访李杜将军，鼓励李杜与中国共产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战。周恩来还指示要尽快地把东北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造声势、造舆论，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战。代表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孙西林起草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倡议。4月，在上海八仙桥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李延禄、孙昌克(孙西林)、刘澜波、栗又文等人。会议决定了救亡团体的名称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务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挽救张学良将军等。会后还发出1500余封告东北同乡信，并分别派人前往各地开展动员宣传工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款，以做抗日救亡总会的活动经费。6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章，选举出常务委员会，孙西林被选为常委。各地也建立起组织，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此间，抗联代表团为挽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努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蒋的"睦邻邦交"宣告破产，形成了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代表团便请示中央是否可以撤兵转战。周恩来答复："下步工作仍很艰巨，不能撤兵"，让代表团等待任务。7月20日左右，代表团接到通知说，蒋介石接见李杜将军，要李延禄、孙西林、刘丕光同时前往。蒋介石对李杜将军及代表团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我想拖现在拖不成了，就死里求生吧!"蒋介石答应给李杜部分军费，让他组建军队回东北抗日。这样，李杜便赴苏联请求援助以解决军火及装备问题，想从苏联远东返回东北，经请示中央，同意代表团陪同李杜一起出国。当所乘飞机到兰州机场刚刚降落，新疆军阀盛世才得到消息出来挡驾，不准飞机入疆，李杜一行无奈，只好返回上海，后离泸出国。1938年4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直达香港，通过廖承志的关系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上级指示，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待命，林平早已来香港。8月，经组织批准，孙西林与林平结婚。10月中旬，周恩来来电，通知李延禄、孙西林3日内到武汉。10月22日，李廷禄、孙西林飞抵武汉后，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因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以百万重兵围逼武汉，情况紧急，周恩来让他们乘"新升隆号"客轮马上撤离，并亲自到码头，为紧急撤退的同志们送行。临行时，周恩来叮嘱大家，要注意防空，最好是夜间行船，白天隐蔽，服从李克农的统一指挥。
"新升隆号"刚开到嘉鱼县燕子窝，便遭到日本侵略军的轰炸，李延禄、孙西林等不幸落水。孙西林在江水中大声呼喊寻找李延禄。多亏一位老乡将李延禄搭救上岸。他们经洪湖、长沙来到桂林，刚巧李杜将军也在桂林。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广西大旅社"与李杜话别，第二天乘机经重庆，成都转道西安，直到1938年底，才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孙西林再次使用在苏联时的化名孙山，以这个名字时时鞭策自己，要激流勇进，不名落孙山。1939年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往晋察冀等地派遣干部，做有关东北方面的工作，同时为在条件成熟时，收复东北作好人力方面的准备。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单独成立东北干部大队(简称东干队)"。调王谭任"东干队"队长，李范五任指导员，孙西林为支部书记。孙西林很注意抓支部生活及干部教育。"东干队"党组织的生活健康正常，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召开生活会，检查执行纪律方面的情况。他对支部同志既尊重又有具体帮助，同志间相处融洽，配合得当。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王明、柯庆施兼任。"女大"聘请孙西林为四班和九班的指导员。从此，他除负责"东干队"的工作外，还经常到"女大"为学员作理论辅导。"东干队"学员结业，原计划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后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将"东干队"的一大批干部分配到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工作。1940年春，"东北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为常务委员。为继续培养训练干部，打回东北去积蓄力量，并总结党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由李范五和孙西林执笔编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东北概况》和《伪满统治人民的办法》等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便组织了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干部队伍，孙西林和其他同志一道于1945年9月2日踏上了北进的征程。干部大队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北上。当干部大队接近五台山时，遇到了阎锡山部的截击，在一一0师掩护下，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到绥德才进行一次小休整。孙西林把自己骑的枣红马留给绥德兵站，请他们转交给林子，干部大队到张家口乘上了烧木炭的火车。到沈阳后，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以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身份，被派往合江地区开辟工作，登上开往北满的列车，途经四平，这里离孙西林的故乡八面城很近，离别17年的家就在眼前，怎能不引起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但由于任务紧迫，竟路过家门而不入。11月下旬，孙西林到达佳木斯市。当时佳木斯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大资本家曲子明挂出"复兴委员会"的招牌，14年未曾在东北露过面的"合江省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挂了出来，日伪残余、军警宪特伺机活动。全市断电，工厂停产，商店倒闭，市民生活十分困难。市郊各地方土匪武装接踵而起，危机四伏。为建军、建政、剿匪，稳定市民生活，恢复城市正常秩序，孙西林经过了解，提议由董仙桥任市长。李范五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桥为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为副市长兼佳木斯地区专员，接收了一度被"复兴委员会"把持的市政大权，成立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孙西林亲自主持工商者会议，动员他们早日营业，向市民售粮售货。同时，深入发电厂、火磨厂，敦促制定恢复生产具体方案。冬煤紧缺，孙西林和市委书记高大钧一起到双鸭山煤矿联系解决用煤问题。
12月中旬，林平带孩子到佳木斯，分别3个多月的夫妻见面，孙西林第一句就是"你来太好啦，开辟工作真需要人哪"。林平被丈夫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不顾奔波劳累和体弱，第二天就要求分配工作。当时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步步向北推进。合江地区的土匪武装立即作出反应，一度被我军收编的孙荣久部叛变，勃利、林口、同江等县，接连发生反叛及负责干部被杀害的事件。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孙靖宇负伤，不能出战，佳木斯外围的大股土匪准备攻城，市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合江政治特派专员工作本部"的策划下：散布谣言，制造白色恐怖。反动特务组织密谋暴动、纵火和暗杀，妄想在1946年1月底把佳木斯从人民手中夺去。特务邬捷飞受命立即执行特殊任务，组织对关内来的老八路进行暗杀。孙西林对时局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多次告诫同志们做好准备，应付一切情况。在家里，他更直言不讳地对林平说："党在这里还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市政府内有大量留职人员，成分复杂，政治面貌不清，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难免不发生意外的事，你我都要有充分的准备"。林平也多次叮嘱他要提高警惕，孙西林说："警惕是警惕，工作还是要工作。"1946年1月30日，孙西林听说省工委书记李范五要去北满分局开会。为保证安全，决定让自己的警卫员小黄护送李书记。31日清晨，孙西林上班时，警卫员小黄习惯地随他跳上马车，他立即把小黄撵下去，并叮嘱小黄要保证李书记的安全。孙西林到办公室后，即与市长商量上午要办的两件事：一是火磨厂的生产问题要落实；二是买糖果，到孤儿院慰问孩子们。于是，孙西林请来实业科长申佩然、工商会长王子丹、火磨厂代理人朱耀东等人，研究粮食加工合同问题。10时左右，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特务邬捷飞等潜入市府楼。特务任哲贤、沈洪福分别把守前后门，邬捷飞、宁宪君直奔市长办公室。宁宪君进屋后，用枪顶住站在门旁的董市长的警卫员，邬捷飞开枪射击，副市长孙西林头部中弹当即殉职，牺牲时年仅36岁。
孙西林牺牲后，佳木斯市人民为永远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市内最大的寻座公园里，并命名这座公园为"西林公园"，将市内的-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西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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