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滨塔位于
新民市公主屯镇辽滨塔村的黄土岗上，因其傍依辽河岸边，世人称其为“
辽滨塔”。
它是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青砖塔。原高41.7米，底部直径为12.5米，按佛教以奇数表示清白的信念而筑。塔基高约10米，塔身八面各有一佛龛，上有一尊砖雕佛像端坐于莲花座上。双手合于胸前，慧眼远眺，神态怡然，头顶铜镜高悬，以示佛光普照，法力无边。每巨佛旁都有一胁体拱手而立，神情虔诚而庄严。两飞天盘旋于坐佛头顶，舞姿婆娑。八个角的棱柱下，各有一大力金刚扶膝蹲踞，两侧有十八罗汉护卫，各个手持兵器，威风凛凛。各檐角悬有铜制的“惊雀铃”，每逢微风拂过，铃声叮咚，清脆悦耳，数里之外，能闻其声。顶上塔刹高耸，上挂“飞毛铜”镜，阳光下金光闪闪……辽滨塔村曾流传这样一首诗：“辽滨夕照映霞天，低云苍穹看倪端，乳燕盘旋塔中戏，铜铃惊飞走角檐。”由此，人们可想见辽滨塔当年青春的风采。 然而，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沧桑，饱受风风雨雨的剥蚀和历次战争的摧残，如今的辽滨塔已变得老态龙钟—周身千疮百孔，斑斑驳驳，几经落顶，矮了许多，塔刹早已荡然无存;13层塔檐及风铃均已脱落，显得凸凹而又光秃；佛龛上的佛像多已改换仙乡，幸存的还能依稀辨出慈祥的尊容……。辽滨塔已恰似一个突兀而破烂的砖垛，看了令人颇有凄凉和悲哀之感…… 关于它的历史，多已淹没在苍茫的岁月之中；它建于何年和为何所建，人们已无从知晓。 辽滨塔已成为千古之迷。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当地流传着无数关于它的传说，一说因辽河多年泛滥，修塔供佛以镇辽河，防止其泛滥成灾，以祈得风调雨顺，保佑五谷丰登；一说修塔供佛以普渡众生，为百姓消弥灾难，保佑其康泰平安；一说古代星象家看出辽滨塔地区有帝王之气，要出“皇帝”，故修塔镇压，以巩固当朝统治……这无数的传说，给辽滨塔蒙上了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古塔的神秘莫测，不断地加重了人们畏惧和崇尚的心理。因此，在悠长的岁月中古塔一直是许多当地人崇拜的偶像，把它看成神灵的化身，“风水”和灵气的根源，前些年，还有遇天灾人祸者到塔前焚香祷告。据史料记载，辽滨塔所在的辽滨塔村是古代辽河著名的渡口和交通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500年前的东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高句（读勾）丽占据了辽滨城渡口，把它做为军事基地，命名为“武厉城”。隋初，炀帝征高丽，占据了辽滨城，大业8年（公元612年）在此设辽东郡治所，命名为“通定镇”，次年大修此城。隋亡后又为高句丽所占。唐贞观十几年（公元645年），太宗代表高丽，夺取了通定镇城，改称“颇利城”，为“襄平守捉”（“守捉”相当于后来的节度使）治所。
唐末契丹占据东北，建辽国，在辽滨设辽滨县治所，属辽州统辖，后又在此设辽州治所（相当于省军区司令部）。此时的辽滨城已发展成水陆畅通、商贾繁荣的都市。金代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撤辽州，辽滨县隶属沈州（今沈阳）。金末，金将鲜万奴与蒙古怪杰留哥为争夺辽河流域打了一场恶仗，史称“贞佑之战”。辽滨古城在这次战争中彻底毁废，从此，它的繁荣便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然而，古塔并不神圣，它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幸福和吉祥。历代封建官吏的搜刮与重压，国民党兵匪官绅的重重盘剥，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践踏，一次又一次战争的摧残……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滔滔的辽河水，是他们的一曲不尽的悲歌……“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诞生后，辽滨塔人才摆脱了痛苦和灾难，走上了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古塔终于有幸迎来了改革的盛世。
1992年，辽宁省文化部门为保护这一古迹，决定抢修辽滨塔。沈阳、新民两市筹资100多万元，抢修工作于1993年7月拉开了序幕。7月13日，沈阳市考古队6人进驻辽滨塔村。勘测、绘图，搜取修塔的建筑数据资料，同时进行文物考古挖掘。消息一传开，辽滨塔沸腾了。很多人说：“这辈子还能赶上重修辽滨塔，有缘看看千年古塔新时的模样，真是万幸啊!”十里八村的群众也都来看塔，打听消息；一时间人们街谈巷议，奔走相告，修塔成了见面必谈的热门话题。可是，当地有些封建迷信观念较重的人，对考古队要挖塔里的文物不理解，说挖断了灵根，会破坏风水，甚至要结伙将考古队赶出辽滨塔村……对此，公主屯镇政府和辽滨塔村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保证了考古队工作正常进行。考古队的工作紧张有序。他们先对塔本身的外形进行测绘，获取了修塔的部分建筑数据，然后在塔的四周进行考古挖掘。通过钎探、铲刮、锹挖、丈量的方法，发现了原寺院围墙的地基：东西宽83米，南北只有一段，其余已毁掉。但估测南北总长约近百米，整个寺院占地约7000平方米以上。院内靠北侧发现了五开间庙宇遗迹，古塔就座落在寺院的南部。在塔旁还掘出了石龟形碑座，但石碑不知流落何方，终末能找到。考古队队长李晓忠说：“找到石碑，辽滨塔的谜就能全部解开，有关塔的修建年代及建塔目的，在碑文中都会有详细说明，可惜不知它在哪里。”考古队根据塔的建筑风格及周围的遗迹，确认辽滨塔为辽代舍利塔，断定塔中葬有当年辽滨塔寺院中的一位高僧，且存有他的舍利子（舍利是高僧圆寂后，火化遗体时产生的颗粒固体物）。考古队还推测塔有三宫——地宫、中宫、天宫，并且都有随葬文物。考古队员俊岩推测了当年的情景；在佛教盛行的辽代，当年这个寺院的规模很大，僧侣很多，香火曾经一度旺盛。其中一位高僧圆寂后，其弟子奔走化缘，集四方信徒之资修塔而葬高僧。塔落成之后，一定举行过盛大的典礼：巍巍塔下，香烟缭绕，钟馨声声，无数僧侣、信徒在一派梵响中顶礼膜拜……
出土文物
一、石刀
石刀，三道岗子乡牛营子村采集的直背弧刃石刀，半月形，残长13.2厘米、宽4.7厘米、厚0.9厘米，中部有两个对穿孔，通体磨制。
二、石铲
1981年高台子208增音站出土的长条形石铲，体扁平而长，制光滑。长30.2厘米、宽5.5厘米、厚1.4厘米。属高台山类型。
三、石剑
石剑于1980年高台山墓葬出土，剑身扁平，尖部双刃锋利，页岩质，通体磨制。长32.2厘米、宽4.3厘米、厚1厘米。应属武器类，做为墓主人的使用兵器随葬。属高台山类型，为青铜器早期文物。
四、棍棒头
棍棒头是一种工具或原始武器，为青铜器早期和春秋时期文物。青铜器早期的棍棒头是1974年高台山墓葬出土，球状。直径6厘米、高5厘米，中有一圆孔，通体磨制光滑。属高台山类型。
五、石狮 茵镇
石狮茵镇是50年代公主屯镇辽滨塔村出土的辽代窖藏。1976年送交沈阳市考古大队。石狮为灰色细沙岩雕造，左右相向的一对，长19厘米、通高12.5厘米、座高3厘米，重约5公斤。在半圆形的石座上，一狮躯体蜷曲伏卧，狮首转向一侧，口微启而露齿，成束的头毛披垂头颈之上，长尾
盘于体侧，它平稳地伏在那里，凝视对面的同伴，神态安祥，姿势自然，造型优美，比例匀称，雕刻刀法洗练精致。茵镇是我国古代贵族室内用以压在茵席边角的饰物。我国中原地区，从远古起，直至五代以前，室内地面广敷大席。人们的一切起居活动全在室内的席上，就是所谓席地而坐的方式。五代以后，室内改设桌椅、卧榻等，茵镇也随之消失。但北方的契丹族仍席地而坐，使用茵镇。
从石狮的造型、技法上看，与辽代雕刻作品的风格相去甚远。辽的雕刻品常常是比例匀称，造型呆板，刀功粗糙。据此推断该雕刻精美的石狮茵镇是由中原传入的。
六、石龟砚
石龟砚在50年代，出土于辽滨塔辽代窖藏。1976年送交沈阳市考古大队。该砚长18.5厘米、宽18厘米、高9.3厘米，浅绿色沙质岩雕造。龟首高昂，转向一侧。背横负簸箕形砚池。砚底部为椭圆形石板。龟身平稳卧于石板之上。龟首雕功精细，双目圆睁。龟颈部有三道凹带弦纹，形象生动。
最早的龟砚见于汉代，汉代的龟形砚有直颈单龟陶砚、屈颈单龟陶砚、交颈交尾双龟陶砚。到了隋唐时期则流行箕形砚，也称风字砚，形状象簸箕，前低后高，有两足或三足：前为砚池，后为砚面。石龟砚出土于辽代辽州州治窖藏之中，说明汉代文化对契丹族的影响。
七、沈州站印
沈州站印于1970年在张家屯乡出土。印为铜质。印面正方形，边长5.6厘米、厚1.5厘米。印背置长方形板钮，钮高3.6厘米。印面阳刻汉字篆体“沈州站印”。印背左阴刻“尚书礼部造，至元七年三月”，印背右阴刻“沈州站印”。钮顶端上刻“上”字。这颗印的年代为元代。
元代在全国开辟很多驿站。当时沈州地区属辽阳行中书省所辖，共有驿站120处，沈州站是其中之一。驿站是通达边情、宣布号令的重要设施。旱路用马车，水路用船。这颗沈州站印是当时沈州设置驿站的物证。为研究古代交通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八、铜钱
铜钱，出土于三道岗子乡红花岗子村。窖藏唐宋年号的铜钱达一千余斤。反映了金兵南侵，社会动乱的史实。
九、铁铧
铁铧于1975年在三道岗子乡牛营子村出土。呈长三角形，前尖扁平，尾部内凹，两侧外弧长49厘米，尾部两端间距27厘米，厚3.8厘米。身上部有一半圆形大开孔。正面有一深窝，其表面漫圆无脊，俯视呈半月形，一次铸成。此铧应为辽金时期破土农具。
十、铁锄
铁锄于1957年出土于三道岗子乡牛营子村。长70.5厘米、宽15.1厘米。长把，锄刃为弧形，有曲形圆筒长銎，与现代所用锄头相差不多，是辽金时期锄草农具。
十一、深腹罐
深腹罐，1974年于高台山遗址出土。红褐陶，直口深腹，平底，器身饰有附加堆纹、三角纹、几何划纹。这种深腹罐是新石器时期的偏堡子类型的典型器物。
十二、高足钵
高足钵，1973年于高台山墓葬出土。可分四式：一式敛口，折腹偏于下部，腹部有四个对称竖盲耳，圈足内乳突较大；一式折腹移于中部，圈足增高，凸底缩小成瘤形，个别圈足装饰有四个对称长方形孔；一式直壁折腹在下部，腹有四个盲耳；一式圆腹缓收，无折腰，腹径在中部，腹有六个瘤耳，圈足近于垂直。均属随葬品，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器早期的文物，属高台山类型。
十三、陶鬲
陶鬲，袋形空足鬲，1976年于高台山遗址出土。口径32厘米，高41.1厘米。红褐陶，直口，三个空袋足，靠口沿部有四个扳耳，腹部有四个竖桥耳。属高台山类型。
十四、陶壶
陶壶，1973年于高台山墓葬出土。壶多为夹砂红陶，火候较高，部分呈褐色。有的器表施红色陶衣，并多磨光。器口内有一周抹斜，可分三式：一式直口、高领、平底、鼓腹，最大腹径居中部，光素无装饰，个别在颈的中部饰一圈附加堆纹；一式高领、口微敛、鼓腹，的颈底部饰一圈刺点纹，腹部有对称的竖桥耳和瘤耳，底较小；一式喇叭形高圈足，足与颈几乎同高，颈中部饰一周指甲压的附加堆纹。为新石器晚期、春秋、战国、汉代文物。属高台山类型。
十五、绿釉鸡冠壶
绿釉鸡冠壶，1956年于巴图营子辽墓出土。壶为圆身环梁式，高29.5厘米，腹径13.7厘米，底径8.3厘米。高身圈足、拉坯圆壶捏扁上部，加长状壶嘴及环状提梁，提梁上加指捏纹。胎质粗松呈白色，外挂绿釉，釉不到底，有泪痕。器身光素无皮条装饰。是容器，为辽代典型器物之一。
十六、白瓷粉盒
白瓷粉盒，50年代于辽滨塔村出土。1976年送交沈阳市考占大队。盒直径16.4厘米，高7厘米，形制呈扁圆。上下盒有子母口，釉为乳白色，釉泽光润明亮。盖上有褐色点彩。底有矮圈足。为高温细胎白瓷。此器系辽白瓷，仿定窖瓷器，制作较精。为辽代的梳妆用具。
十七、白瓷大碗
白瓷大碗，1975年于三道岗子乡牛营子村出土。口径19.2厘米，高6.3厘米。口沿微外卷。浅腹，腹呈半球形。圆足。釉白中泛黄有开片。碗内涩圈、圈足无釉。底部有“三”字呈赭色。可能是窖址或窑工和用器人的记号。胎骨的烧法程度较高。属辽白瓷系，为金代日用粗瓷。
十八、其它文物
除上述主要出土文物外，尚有巴图营子辽墓出土的三彩双蝶海棠盘，中古城子遗址出土的瓷瓶、瓷盘，新农村乡陆家收藏的清代遗物—祭红小掸瓶，柳河沟乡张家沟子张姓收藏的清代器皿—琉璃碟，姚堡乡收藏的清代文具—瓷笔架，陶家屯乡乌尔汗村收藏的明永乐年间造的铜钟，辽滨塔村李姓收藏的清代器物—铁战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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