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
狄青，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卒干嘉佑二年（1057年），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北宋著名军事将领。狄青出身贫寒，16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人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西北称帝，建立夏国。宋廷择京师卫士从边，狄青入其选，任延州指挥使，当了一名低级军官。在战争中，他骁勇善战，多次充当先锋，率领土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在4年时间里，参加了大小25次战役，身中8箭，但从不畏怯。在一次攻打安远的战斗中，狄青身负重伤，但“闻寇至，即挺起驰赴”，冲锋陷阵，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累累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康定元年（1040年），经尹洙的推荐，狄青得到了陕西经略使韩琦、范仲淹的赏识。范仲淹授之以《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遂发愤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益知名。”由于狄青勇猛善战，屡建奇功，所以升迁很快，几年之间，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等，皇佑四年（1052年）六月，推枢密副使。
狄青受命于宋王朝的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自称仁惠皇帝，招兵买马，攻城略地，一直打到广东。宋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几次派兵征讨，均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就在举国骚动，满朝文武惶然无措之际，仅作了不到3个月枢密副使的狄青，自告奋勇，上表请行。宋仁宗十分高兴，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并亲自在垂拱殿为狄青设宴饯行。
当时，宋军连吃败阵，军心动摇，更有个别将领如陈曙等，心怀私利，不以国事为重，竟因害怕狄青抢功而擅自出击，结果大败而归，死伤惨重。狄青受命之后，鉴于历朝借外兵平叛后患无穷的教训，首先向皇帝建议停止借交趾兵马助战的行动。他大刀阔斧整肃军纪，处死了陈曙等不听号分之人，使军威大振，接着命令部队按兵不动，从各地调拨、屯集了大批的粮草。依智高的军队看到后，以为宋军在近期内不会进攻，放松了警惕。而狄青却乘敌不备，突然把军队分为先、中、后三军，自己亲率先军火速出击，一举夺得昆仑关，占取了有利地形，接着命令一部分军队从正面进攻。他执掌战旗率领骑兵，分左右两翼，绕道其后，前后夹攻，一战而胜。
班师还朝以后，论功行赏，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作了最高军事长官。然而种种祸患也就由此而生。
宋惩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兵变频仍之弊，自开国以来，极力压低武将地位，以绝其觊觎之心，把右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分割禁军统帅权力，到实行“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直至发展到凡将帅出征，要由朝廷授以阵图，训令，将帅只能按图作战的荒唐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随着狄青官职的升迁，朝廷对他的猜忌，疑虑也在逐步加深。
早在皇佑四年（1052年）狄青任枢密副使时，御史中丞王举正就认为，狄青出身行伍而位至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右司谏贾黯上书皇帝，论奏狄青升官有四不可，御史韩贽等人亦皆附和。在依智高纵横岭南，满朝文武惊慌失措，狄青受命于危难，率兵出征之际，朝廷在欣喜之余，也仍然不忘“狄青武人，不可独任”，要以宦官任守忠监军，监视狄青。后因谏官李兑力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观军容，致主将掣肘，是不足法。”朝廷也迫于形势紧急才作罢。到狄青凯旋还朝作了枢密使时，这种疑忌和不安达到了顶点。臣僚百官纷纷进言，不仅始终反对狄青作官者如王举正竟以罢官威胁，就连原来屡屡称颂狄青战功，誉之为良将的庞籍、欧阳修等人也极力反对任命狄青。
难道是狄青居功自傲，怀有异心而招致众议吗？恰恰相反，狄青始终对朝廷忠心耿耿。在他作了枢密副使之后，脸上仍保留着宋代军士低贱的标记——制字。宋仁宗曾劝他用药抹去，狄青回答说：“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首先想到的是鼓舞士气，而不是自己作官的尊严。狄青出身贫贱，曾有谄谀附阿之徒附会说他是唐朝名臣狄仁杰之后，狄青并不为改换门庭而冒认祖宗，他说：“一时遭际，安敢自比梁公。”在依智高败逃之后，有人曾主张报依智商已死，以此邀功，狄青却以为“不敢诬朝廷以贪功”。史称他“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先正队伍，明赏罚，与士卒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
狄青的品行和武功在当时朝野广为传颂，京师的百姓相与谁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就连力主罢免他的文彦博也称他“忠谨有素”。欧阳修在嘉佑元年（1056）七月上书请罢狄青，洋洋数千言，举不出一条得力罪证，反而称赞他：“青之事艺，实过于人”，“其心不恶”，“为军士所喜”，任枢密使以来，“未见过失”。那么罪名是什么呢？不得不假托虚妄的阴阳五行说，把当年的水灾归罪于秋青，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也”，今年的大水就是老天爷因为狄青任官而显示的征兆。简直是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为什么朝廷如此急于除掉狄青呢？文彦博说得明白，就是因为“朝廷疑耳”。在文彦博请罢狄青时，宋仁宗说“狄青是忠臣”，文彦博立即反驳“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嘉佑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生了一场病，后来慢慢康复，如制诰刘敞上书说：“天下有大忧者，又有大可疑者，今上体平复，大优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竟把狄青树为朝廷最大的威胁。在这种猜忌，疑虑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谣言纷起，有人说狄青家的狗头正长角，有人说狄青的住宅夜有光怪，就连京师发水，狄青避家相国寺，也被认为是要夺取王位的行动。嘉佑元年（1056年）八月，仅作了4年枢密使的狄青终于被罢官，出知陈州，离开了京师。
狄青到陈州之后，朝廷仍不放心，每半个月就遣中使，名曰抚问，实则监视。这时的狄青已被谣言中伤搞得惶惶不安，每次使者到来他都要“惊疑终日”，惟恐再生祸乱，不到半年，发病郁郁而死。这位年仅49岁，曾驰骋沙场，浴血奋战，为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将，没有在兵刃飞矢之中倒下，血染疆场，马革裹尸，却死在猜忌、排斥的打击迫害之中。
狄青生前，被视为朝廷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他含冤而死，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 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终自食其果，在后来的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到宋神宗登基，希图重振国威，但又苦于朝中没有能征善战之人，这才又思念起了狄青，他亲自为文，派使者到狄青家祭奠之灵，并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但已于事无补，只能是叹息国势日颓，发思古之幽情而已。
狄青生六个儿子,长子狄谅、次子狄谘、三子狄咏、四子狄惠、五子狄说、六子狄谏，还有二女：长女狄梅、次女狄枝。
宋之问
宋之问，字延清，名少连，汾州（今山西汾阳市）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
宋之问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 656年），并没有显赫的门第家世。父亲宋令文起自乡闾，矢志于学，交友重义，“比德同道。理阃探索词源论讨”，多才多艺，不仅“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唐高宗时做到左骁卫郎将和校理图书旧籍的东台详正学士，饶著声誉。在父亲的影响下，宋之问和弟弟之悌，宋之逊自幼勤奋好学，各得父之一绝；宋之悌骁勇过人，宋之逊精于草隶，宋之问则工专文词，成当时佳话美谈。上元二年（ 675年），长得身材高昂、仪表堂堂的宋之问进士及第，登临“龙门”，踏上了仕进正途。
宋之问春风得意之日，已是武则天皇后实际把握朝政之时。武后承应“贞观”，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宋之问以才名与杨炯被召分直内文学馆，不久出授洛州（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参军。永隆二年（ 681年），又与杨炯同入崇文馆充学士。天授元年（ 69O年）秋，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敕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于洛阳西入阁。15年间，宋之问很快由从九品殿中内教跻身五品学士，为时人钦慕。唐朝学土之职，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出入侍从，礼遇尤宠。家世低微的宋之问以此更是感恩耀荣，视为得秩于禄的捷径与保障。他在《奉敕从太平公主游九龙潭寻宴安平王别序》中说：“下官少怀微尚，早事灵丘，践畴昔之桃源，留不能去；攀君王之桂树，情可何之。”典型地表白了他的这种心态。
龙门夺袍 武后雅好文词乐章，宋之问巧思文华取幸。一次游洛阳龙门，武后命群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后赏赐锦袍。及宋之问《龙门应制》诗成奉上，“文理兼美，左右称善”武后夺东方虬锦袍转赐给他。这样的予夺，既反映了武后对靡丽颂德诗风的提倡，也表现了宋之问这时的创作方向，对他的声名和地位都有很大的影响。武周时期，宋之问不仅扈从武后朝会游豫，而且奉承武后近幸的媚臣外戚宴乐优游，自感“志事仅得，形骸两忘。”这样的追求和生活使他逐渐沉溺和堕落，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
宋之问在武后晚年先后转任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武后媚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雅爱其才”，召他与好友杜审言、阎朝隐、沈（亻全）期、王无竞、尹元凯及李适、富嘉谟、刘允济等文士预修。宋之问与阎士隐等多代工张赋篇入集，倾心媚附。书成，于长安二年（ 703年）迁司礼主簿。神龙元年（ 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与太子典膳郎王同皎等逼武后退位，诛杀二张，迎立唐中宗，宋之问与杜审言等友皆遭贬谪。宋之问贬泷州（今广东罗定县）参军，诸事艰难，慕念昔荣，次年春便秘密逃还洛阳，探知友人张伸之与王同皎等媒诛宰相武三思（时张柬之被贬），后使人告密，擢任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景龙元年（ 707年）七月，太子杀武三思父子后死事，宋之问上表歌颂武氏父子功德，请造唐中宗神武颂碑，探获赏识，于次年迁考功员外郎，并与杜审言、武平一、沈（亻全）期、阎朝隐等首选修文馆直学士，“及典举，引拔后进，多知名者。”其时朝廷朋党争立，由于他倾附安乐公主，遭太平公主忌恨，进言中宗．于景龙三年（ 7O9年）将他下迁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长史。
唐中宗年间的政治动荡及个人宠辱无常的经历，使宋之问感触良深，而由朽烂陈腐的宫廷来到清新秀丽的水乡，也使他开始涤净心灵，境界升华。他在越州写的《祭禹庙文》，在真诚歌颂了大禹治水、救灾拯民的千古圣德之后写道：“先王为心，享是明德。后之从政，忌斯好佞。酌镜水而励清，援竹箭以自直；谒上帝之休佑，期下人之苏息。”反映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转变。因此，他在越州登山涉险，访察民生，“颇自力为政”诗歌创作也开始转入了健康清新的轨道，“流布京师，人人传讽。”但是，就在宋之问开始走上“新生”之路的时候，又一次宫廷政变将他逼上了绝境。景云元年（ 710年）六月，临海郡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唐睿宗，以宋之问尝附二张及武三思诏流钦州（今广西钦州市东北），后以赦改桂州。先天元年（ 712年）八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宋之问被赐死于徙所，结束了最后的人生旅程。
宋之问政治上无足称道，品行也多有可讥，但却是知名当世的诗人。由于宫廷诗人的局限，代笔捉刀的束囿，志向理想的低浅，他的诗文不少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浮华空泛之作，但随着颠簸人生，接触社会，历练生活，他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他在杨炯死后写的《祭杨盈川文》，采用四四制式，字字有声，句句华歆，内容言简辞切，悲凉真挚，催人泪下，与他代笔写的《为宗尚书祭梁宣王文》、《为宗尚书兄弟祭鲁忠王文》等相比，文华情感，殊若天壤。
作为诗人，宋之问年轻时即已知名，“尤善五言诗，其时无能出其右者。”从《宋之问集》和《全唐诗》所收作品来看，他对当时体裁多能把握，运用熟谙，佳作名句也有可观。如短歌《冬霄引·赠司马承桢》诉友情句：“明月的的寒潭中，青枯幽幽吟劲风。此情不向俗人说，爱而不见恨无穷。”五言古诗《题张老松树》喻高洁句：“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七言古诗《明河篇》思征夫句；“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向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城都卖卜人。”五言绝句《送杜审言》表离别：“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五言长律《灵隐寺》绘胜景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皆清新坦易，抒情真挚，畅美如画。宋之问为文赋诗，讲求比兴，属对精密，点划入微，对诗的声律化有重大贡献。他与沈（亻全）期在齐、梁沈放、庾信到初唐四杰创作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践和总结，使律诗各体制都达到了成熟定型的地步，明确划开了古体诗和近体诗的界限，并运用这种形式，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江亭晚望》、《晚泊湘江》、《题大庾岭北驿》、《度大庾岭》等。试读《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露，江方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诗人遭贬南溪，怀土思乡，忧伤度岭，置词比兴，情景文融，含蓄婉转，幽怨沉郁，对仗工整，形式完美，深化主题，情挚动人，表现了一种全新的风格。他与沈（亻全）期在这方面的倡导与成就，为人们乐赞“丰蔚”，誉称“新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宋之问所处在的初唐，是唐诗盛世的准备时代。当时的趋势，一方面是以虞世南、上官仪等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绪余齐、梁诗风，讲求辞藻，排比格律，绮错媚婉，风格卑弱。一方面则是以四杰为代表的一批青年诗人，力图挣脱旧风束缚，走向健康与创造。在这样的大趋势中，处在盛唐门槛的宋之问当然得置身其中，抉择方向。对于包括益友杨炯在内的四杰，宋之问是同情其不幸而称道其成就的。
但是，宋之问既没有四杰那样高远的抱负，又缺乏四杰那样磨难的人生，似水年华多在宫廷纸醉金迷中流逝，即或流贬追悔，也多不出个人荣枯宠辱、悲欢离别的狭小范围，因而只能望叹四杰那样的格调豪壮，难以在创作上取得本可与之相埒的成就。然而他与沈（亻全）期等人在诗歌创作特别是对诗律定型的贡献，完结了齐、梁以来的新体诗运动，使后辈诗人得以循辙运斤佳作泉涌。以此而论，他仍堪称当时承先启后、继往迎来的一位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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