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别号鹤鸣老人，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市）人，唐高祖李渊第二十二子韩王李元嘉后裔，排行第三。金、元之际著名学者，名重一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百家，无所不晓。
李俊民天资聪颖，质朴而好学，幼年能文。少时得名儒传授程氏之学，即北宋哲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二人所奠定的“理学”，“其于理学渊源，冥搜隐索，虽片言只字务有根据。”凡经传子史百家之书，他无不研究，未及仕，已成名儒。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25岁的李俊民以经义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文名雄于一时。不久，任沁水县令，并提举长平(今高平西北)仓事，进升朝请大夫。未几，因他厌恶官场应酬，弃官归田，以所学教授乡里。由于他学问渊博，加之状元声威，从学者甚众，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投师者不绝于门。贞二年(1214年)，金宣宗自中都(今北京城西南隅)南迁汴京(今开封市)。因为战乱，李俊民于贞三年(1215年)离开家乡隐居于嵩州鸣皋山隐居，后迁徙至怀州(今河南沁阳)，不久又隐于西山。在河南的这段时间，有隐士荆先生，授给他邵雍的《皇极》数学，李俊民对这种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推测宇宙变化的学说十分精通，当时深通此道的刘秉忠也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叹弗如。元灭金后，李俊民徙居怀州，不久又隐居于崇山。元政府泽州长官段直从河南嵩山迎回李俊民任泽州教授，他便千方百计招延泽州散在四方的名士，协助他教授学生，所以，仅五六年，所培养的人才，“以通经被选者”有122人。元初，忽必烈即汗位前，刘秉忠曾向忽必烈推荐李俊民，盛赞他“易理，易数两造精微”。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忽必烈在藩邸，命以安车召见李俊民等金朝遗老，天天延访，从不间断。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史百家，无所不谈。忽必烈想授以高官，但李俊民拒绝入仕，恳赐还山，忽必烈钦佩其气节，尊重其人格，便派专人护送。忽必烈曾令张仲一向李俊民讨教有关祯祥方面的预言，因李俊民精通《皇极》数，所言神话般全部应验。当忽必烈即汗位，改元中统，李俊民已卒于嵩山，享年85岁，葬于晋城崔家庄北。元世祖中统初，赐谥庄靖先生。
李俊民生平著述有数千万篇，因遭战火毁坏，遗弃殆尽。他每出一篇诗文，士大夫争相传抄，但以不见全集为恨。元代泽州郡守段直，饶意文事，与诸士大夫购求李俊民散落的诗文，仅得晚年作品诗赋、古文千余篇，编为《庄靖集》10卷刊行，并请李仲绅、王特升、刘瀛等为该书作序。
李俊民在金、元文坛上颇有名声。元世祖忽必烈曾对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唯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元人王特升评价说：“鹤鸣老人，国朝之名士也，勇退居闲，朝经暮史，经学传家尤长于理。”刘瀛评价说：“格律清新似东坡，句法奇杰似山谷、集句圆熟，脉胳贯穿，半山老人之体也。雄篇巨章，奔腾放逸，昌黎公之亚也。”从人们对他的推重中，可见他在文坛中的历史地位。李俊民散文作品中有一篇《睡鹤记》颇有特色，从中可以折射出李俊民的倔强、孤高以及最终追求的一种超然出世的人生境界。“鹤也者，物之生于天而异者也。其性洁而介，其声亮而清。洁而介则寡所合，亮而清则寡所和。独以孤高自处，飞鸣于霄汉之上，岂求其异也哉!盖天之所赋者异也。夫才高则无亲，势孤则失众，鹤奚恤焉!若或矫情自浼，下同于频江之贵，变常而表其真，非鹤之德也，非鹤鸣之所好也。”又由鹤引出“丙申岁于新居之侧有蹲石曰睡鹤”，并详细记叙了这只石鹤“虽沉潜静默，有飘然物外之想。疑其孤高之过为众所弃而自晦欤?抑卫人之轩不足弃欤?鸟程之树不足栖欤?将遗世远举羽化而仙，此特其化身欤?不然何为不飞不鸣，日游于睡乡者乎?”并且深有感慨地发问：“谓其果不能鸣，则陈仓之鸡胡为而鸣耶?谓其果不能飞，则零陵之燕胡为而飞耶?”全篇抑郁顿挫，一唱三叹，典型地代表了李俊民的文风。以鹤喻己，将其“鹤鸣老人”别号的寓意及其孤高、远离风俗的特点，阐述得淋漓尽致，是一幅维妙维肖的自画像。语言酣畅，句法新奇，文脉自然，一气呵成。文格冲淡和平，自具高致，印证了公众对他的评价。
[历史人物]万历名臣王国光
明代改革家王国光 (1512—1594年)，字汝观，号疏庵，阳城上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进士，入官场，官至吏部尚书。官运坎坷，几进几退，前后从政40年，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财政家和文学家，是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对明王朝万历中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撰写的《万历会计录》是以货币代实物、进行税赋改革、推行“一条鞭” 法的主要依据，后成为明清税赋制度的准则。王国光为人有趣，在他的故乡，周围村里的大人小孩，一张嘴，就能讲出几段王国光的故事。至今其故居仍在。
●遭弹劾被罢官 一声叹息
1993年，我来到了上庄，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李俊杰的陪同下，走进了王国光的旧居。这是一个建筑风格别致的小四合院，居住南房的是王国光的后裔，家里赫然挂着王国光的画像。他老人家端坐在宫中特大的太师椅上，身着官服，峨冠博带，手持笏板，目光冷漠地望注视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我打了个寒战，仿佛回到了万历十年那个奇冷无比的严冬。那场特大的暴风雪里，一个须眉皆白的老者，带领一行人马在寒风大雪中缩头缩脑，牵马朝现在的上庄村走去。那个花白胡子，浓眉毛，微胖的老者，就是当朝吏部尚书，著名的改革家、经济学家、诗人兼书法家王国光。
《明史》说“国光有才智。初掌邦计，多所建白”。但宫中斗争激烈，任吏部尚书期间，“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损于初”，也就是说，他跟随张居正太紧，引起朝中部分官员反对，多次遭弹劾，有惊无险。但万历五年十月，张居正病逝，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东山再起，将王国光视为他们仕途上的障碍，以王国光私自安排王谦为吏部主事等六条罪状对他弹劾，皇帝大怒，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此乃他第三次被罢官。从这年开始，朱家王朝的金銮宝殿里没有了他的金交椅。
空气格外冷洌，房门闭住又推开，来探视王天官的乡党们一拨又一拨。乡党们的热情，驱散了他一个多月来长途跋涉、鞍马劳顿的疲惫。“哦，家乡真是失败者最安全的后方。”他心说。大约晚上10点多左右，乡党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王国光洗罢脚，解衣宽带，躺在温暖的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唉唉”发出两声长长的叹息。这两声叹息太沉重了，40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隐隐听到。
这是历史的叹息，叹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忠臣才子，没有好报!
●没落时代下做 出丰功伟绩
王国光踌躇满志，踏入官场之日，正是大明王朝日趋没落之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在官场，却是争名夺利，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互相倾轧。基于忠君报国、修齐冶平的人生情怀，他立志社会改革，并多有建树。无论在富裕的吴江任知县，还是在贫困的仪封当知事，或在顺天任府尹，他都多方面了解社会经济、吏治民情和中下层管理状况，果断地除弊兴利，被誉为“为吏数见益鲜”的改革者。随着职务的升迁，他的权利越来越大，改革范围越来越大，经济效益越来越好。
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立张居正为首辅；七月，在张居正的力荐之下，王国光被委以户部尚书之重任，进入了他壮志在胸，大权在握，实施改革的黄金时代。在短短的四年内，他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他在户部进行的种种改革，使明后期的财政管理出现了一线生机，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万历四年，他将自己改革实践中搜集的多种资料汇编成《万历会计录》，得到了神宗的嘉许，后来成了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第二年，荣任吏部尚书，在职六年，是张居正改革的得力助手。他特别注重地方官的选用，推荐和选拔了不少人才；他提出“采实政”、“别繁简”、“责守令”等8条有关国家大计的建议，均被采纳。人无完人，他也有错误。因遵循张居正的旨意，把张居正的对立面吴中行等六个京官出任为地方官，私自安排吏部主事，使他声名锐减。
他终于睡着了，发出雷鸣般的呼噜声。
在1583年那个奇冷无比的冬季里，他在老家的故居里，围着火炉，喝着茶，思考着万历改革失败的原因，总结出了沉重的教训，以示后人，以利国家。“痛哉!”王国光在白巷里发出一声凄惨的吼叫，京城永远也听不到的一声吼叫。
●青山绿水中寻 求心理解脱
为驱散心中的郁结，忘却宫中的烦恼，也为多活几年，看看那帮奸臣的下场，等待皇上给他平反，他走向美丽的大自然。青山使苍老变年轻，绿水使心灵更纯净，凉风使大脑更清醒。从民间传说和他留下的墨宝、诗文中我们看到，他领一书童，骑一头漂亮的小黑驴，游历于泽州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晋城的青莲寺、白马寺，阳城的海会寺、开明寺、白岩寺、蟒河，沁水的磕山寺……凡名川大山，寺庙观庵，都留下他的足迹和笔迹。他也曾骑毛驴路经润城，坐小船漂过沁河，到刘善姥姥家看望表兄表弟，上天坛山寻觅童年放牛的足迹；有时，从上庄爬山，到大安头老家，祭奠列祖列宗；或者，去屯城别业小住几天。他晚年生活得轻松愉快，从传统文化构建的心狱中突奔出来，无忧无虑地驰骋。至于朝中乱成什么样子，他很少听到，也不愿意听。
就在他逝世前不久，神宗皇帝突然想到了他，或者听了哪个正直的大臣的疏谏，念其过去政绩，发一圣旨，恢复了他的官爵，让他以官致士。他听了圣旨，并没有感激涕零，而只是淡淡一笑，手捋长须道：“还我本原，该，该，该!”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他离开了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人世，留下了证明他雄才大略的两本书《万历会计录》和《王疏庵率意稿》；留下了一串串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也留下了不少书法和诗词。现录其诗作《仙间》，可见他的文采与心胸；
仙居遥在水云西，一入青冥万壑低。
拔地石精盘虎豹，撑天华表挂虹霓。
横开锦翠光疑溜，乱踏琅玕步欲迷。
隐隐虫书环四壁，前程犹自显标题。
[历史人物]元代名儒郝经
郝经是位学者，也是一位“道济天下”的官员。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晋城市）陵川人。元初学问大家，著述甚多，存世的有诗歌、散文合成的《陵川集》与《续后汉书》。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国信大使。皇封文馆大学士。郝经在理（哲）学、史学、文学、诗歌、政治学、军事学乃至天文星象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
河东罪言
20世纪90年代出版、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记述郝经的文篇中讲到了“四上国策”，而首先提及郝经上书的《河东罪言》。《罪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为：辛亥（1251）年春，29岁的郝经在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贾副元帅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全真道老巢在燕上香朝拜，过保定时，向郝经哭诉了家乡百姓深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顿时，郝经眼泪汪汪。他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1214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马风云南下，郝天挺率家人泪别太行，逃难至淇（县）卫（州，即新乡）；又渡过黄河来到舞阳。不日，天挺病逝。1220年，天挺之子郝思温与贤妻许氏，背负父亲骨骸回到陵川老家安葬。守孝三年后又渡河南下，于1223年冬，生经于许州临颖县的城臬镇。金亡前夕，10岁的郝经随其父冒着战火兵烽，从河南鲁山县逃往河北的顺天府，两年后金亡。后来郝经“读书万卷”，成了元代名儒。
当郝经听了家乡道士的苦诉，不光是泪水淌流，又火冒三尺，在《送乡叔道士申正之序》中，将那些蒙古暴君比作刺猬。“则猬（刺猬）起而疾（毒），视哗（嚣张）而攻之”；老百姓当“默（暗）而陷（陷）之，必使之颠踣跌倒（僵死）坏乱而后已。”接着，郝经愤笔写下了《河东罪言》，冒着不测的风险，上书给蒙古统治集团，有曰：“河东土产，菜多余桑，而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只得“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而一道课银，独高天下。造为器皿，万里输献，则不负王府也。”老百姓更难：“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不胜苦楚，不敢逃命，则已极矣。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监督。”“人们荒空芜没，尽为穷山恶水，而人自相食也”出人意料的是，忽必烈没有责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忽必烈1260年3月登帝位，立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种地人征税的权利，大大减轻了北方人的负担。郝经的《便宜新政十六条》成了建立与改革蒙元法制的基础。很为史学家注目的是郝经《立政议》奏文，李涵先生在《也论郝经》一文中讲“在忽必烈的儒臣中，明确而又全面论述应施行的‘汉法’的只有郝经和许衡两个人。但在时间上郝经的《立政议》比许衡的《时务五事》早五年。”《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5版发表题为《中国蒙古史学会学术讨论简介》的文章作了如下评述：
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满足经济上的贪欲，到忽必烈时，宋元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郝经较早地提出了“汉法”主张迁都燕京，与南宋议和，偃兵息民等，均为忽必烈所接受。不管在实行“汉法”等问题上，蒙古统治者内部斗争怎样激烈，但忽必烈还是接受了“汉法”。他多次下令禁暴行，使蒙古军基本上停止了掳掠与滥杀。忽必烈能顺应历史趋势，终于统一了中国。
“班师”龙腾
1256年初，郝经入忽必烈王府，当时34岁。忽必烈准假郝经往陵川老家拜先祖，他3月回到了保定。不幸的是，父亲郝思温4月得风瘫症卧床，拜先祖事搁浅，并一直呆在家里看护老人。直到1259年正月，父亲病故，办完丧事后才来到忽必烈身边，随征荆鄂，以“右臣”身份掌管军国机务。
行营驻真定今河北正定牛镇，郝经向忽必烈提出了“偃兵息民”与南宋通好的建议，忽必烈讲“这是大汗的旨令，不易改变。”行军途中，郝经5月于濮州上有《七道》，7月于汝南上有《东师议》等军事奏文。奏文中的“仁政强国制胜”论，激励着忽必烈。“鄂州之战”，任命杨惟中、郝经为“军纪督军”的长官，指挥督察战地蒙军包括蒙方汉军的军纪，法规很严。结果出现了“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郝经《青山矶市诗》的喜人景象。9、10月间，“鄂州之战”正酣，军情告急：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合州阵地身亡，但忽必烈迟迟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郝经立即上《班师议》，分析了多方面的内外因素，忽必烈势必陷于“复背受敌”的危险忽必烈大悟，立即自率一支轻骑飞速北上。年底驻扎在燕京郊区，处理阿里不哥在北边起兵所触及到的一切军政大事，赢得继承“汗位”的主动权。
张跃铭在《略论郝经》中讲：“郝经在策划班师争位，直把忽必烈捧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中，施展文才武略，立下了汗马功劳。”“《东师议》、《班师议》是郝经在1259年随忽必烈南征所上的两道奏章。随后的历史进程证实，他在以上两道奏议中所作的判断与形势的发展基本吻合。这表明郝经善于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审时度势，把握潮流，具有高屋建瓴、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他对形势的准确预测，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观察和精辟分析的基础上的……郝经身为儒臣，但在军事方略上所显示的智谋和见识，毫不亚于一个深谙韬略的三军统帅。”
偃兵息民
“为得解两国之斗，活亿万生灵”《郝经行状》。郝经没有听从保定父老乡亲“承病勿行”之劝，置生死于不顾，接受了忽必烈“翰林侍读学士”的封诏，充任国信大使，于1260年4月赴南宋议和。宋丞相贾似道生怕败露他1259年冬在鄂州前线向蒙方承诺纳币称臣的投降真相，而囚禁郝经一行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市竟达16年之久。郝经本着“偃兵息民”的强烈愿望，上书宋主达数10万言。有曰：“亲仁善邻则治，缔怨连祸则乱，无出此二者。自非大乱灭亡，一彼一此徒以弊民”但贾似道不报，真乃是“万言修好安南北，一片赤诚付东流”就连郝经奏章的《立政议》也曾向忽必烈讲出了“敛减江上之兵，先输平之使，一视以仁，兼爱两国”的请求。郝经在狱中“讲学不辍”，敦促随者读书识学，多人成为有学识的人。他自己著书吟诗，著《续后汉书》、《春秋外传》、《周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真观》、《通鉴书法》、《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陵川集》等专著数百卷。版刻存世的有《续后汉书》与《陵川集》。
1274年秋，元举兵江上，大举伐宋。贾似道迫于形势，1275年3月，派段佑礼送郝经北还。当年7月，在狱中受尽折磨、身染疾患的郝经于世长辞，享年53岁，结束了他坎坷磨难的一生。
学问之光
看一位学者，首先是看他的著述。《续后汉书》，元延祜年间印行，明收入《永乐大典》，清收入《四库全书》。当时，乾隆皇帝《御题郝经（续后汉书诗四首》，歌曰：“身充信使被拘留，两国恰逢建计投；愿附鲁连未遂志，空言思托著书酬。”……后来，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上海铅印出版，上、中、下三大册，书名顶头加有“国学基本丛书”的标志。随之，1958年商务印书馆北京第二次版印，中华书局1988年北京第三次版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有“台北版”书名《郝氏续后汉书》。《陵川集》收录郝经诗作423题，670余首；赋15篇；论说、辩解、书、传、铭、序、记、碑志、祭文、宏辞、表奏等各种散文190余篇。元延祜年间印行后，至明代流散民间。幸遇泽州沁水县的李淑渊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做官，偶见几本《陵川集》，认“公郝经乡先哲也，景慕之尤深，求其集逾二十年始得全帙”。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印行问世。若没有李淑渊的鄂州版本，《陵川集》一书的命运就不好说了。有位姚莹先生，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清文学家，在台湾做过官。他版刻印行了“乾坤正气集”本的《郝文忠公廿五卷集》。“乾坤正气”谓之曰“天地正气”也，敬重郝经到了如此地步
郝经童年处在战火硝烟的时代，根本没有上学的条件，主要是靠“家教”与自己奋学而上进的，故他不是“科第”出身，但郝经的文学水平很得学者赏识。由“中国古代文论学会”会长郭绍虞先生任总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丛书，选中了郝经8篇文章，即《遗山先生墓铭节》、《文弊解》、《五经论诗》、《唐宋近体诗序》、《文说送孟驾之》、《答友人论文法书》、《与橄彦举论诗书》、《内游》等篇数，是元代学者最多的一位。清代顾嗣立编的《元诗选》，精选郝经诗作，辑成“《陵川集》一卷”。引人注目的是，郝经诗歌走出了国门，由许渊冲先生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对照”的《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其第一首就是郝经的《落花EaILenFlowers》。20世纪90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邓绍基任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第十八章中为郝经作了传，从文学理论到诗歌艺术的评述两千余言。在元代“诗文作家”的总概述中，就提及郝经不仅“是诗家，郝经还在文论方面发表过较有系统的见解”。
郭绍虞先生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元代部分中讲到了4个人，指“第一是郝经，他的学问是比较广博的”，对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中写道：“就传统的文学来讲，尤其是就金元之际来讲，这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及郝经的《内游》篇，先生讲：这“实即所谓积理以养气而已”也。这种观点“不同于一般古文学家的文论。在以前，胡铨宋人已曾用‘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以说明‘气盛言宜’之旨，而无陵川发挥得透彻。宋濂又是以规模阔大之学，说明广义的道学与广义的文学之关系，而陵川又开其先声。这一点，已可看出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了”。
郝经弘扬“神之妙万物而为言，心之妙众理而为用”的道学观。对于“行与知”的关系，郝经在《时务》一文中讲：“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显然，郝经认为“行”是第一位的。对付那些霸道不缰的人，郝经讲：“虽众人也而为之易”、“则天地圣人有不能尽语其固有，则愚夫愚妇非难能也。嗟夫去欲则如拔山，克己则如登天，语之曰有仁焉”一位七百多年前的儒生，能持如此观点，敬也。
幸喜的是，郝经的《续后汉书》列入《国学基本丛书》之列。其“诗作”“文论”分别编入《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些长期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影响尤为广泛。笔者见新版《辞海》引用郝经的“学术成语”解字说文等等。
“疾风知劲草”，泰斗识先贤。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他在学术方面极有造诣，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学者称他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师”。他在《论文管见》中讲：“郝陵川之处真州，……其言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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