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为直隶厅，隶建昌道，三十四年（1908）改为康定府。
民国2年（1913）设康定县，属川边特别行政区。
1935年红军长征路经县境，在金汤建立苏维埃政府。
民国28年（1939）西康建省，省会设康定。
旋因辛亥革命爆发，清政策对推翻，甘孜州各地土司纷纷自行恢复。以后变乱迭起，处于动荡时期，当时中央政权仍对土司采取羁縻政策，以维持其统治。民国16年（1927），刘文辉接管西康特别行政区，自此境内属刘文辉的防区。民国28年（1939）西康建省，省会康定。直至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宣布西康和平解放为止。
道孚民居
在解放以前，甘孜州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全州有三种情况：占大多数的藏族聚居区，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九龙县彝族聚居区，保持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泸定县汉族聚居区，封建地主经济比较发展。各族劳动人民，身受封建农奴主、奴隶主和地主以及历代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压迫。加之清末以来，帝国主义势力以传教、考察等方式，逐步侵入，封建主与外国资本相勾结，大肆进行商业活动，加重了对州内各族人民的剥削。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牧场，为土司、头人、剌嘛寺所占有，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人格上依附于封建农奴主。封建剥削是建立在直接的统治和隶属关系上，并用超经济的手段来强制实现的土司的“官寨”，是榨取农奴劳役、地租和攫取各种超经济剥削的“衙门”。寺庙除具有宗教活动场所的性质外，由于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还具有“官寨”的同一性质。农奴世世代代为土司、头人、寺庙种地、当差、纳税、出征。土司、头人和喇嘛寺拥有一套法律、法庭、监狱、刑县执法掌刑者，对农奴进行残酷的专政。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派遣的官吏，大多贪婪苛虐，对各族人民压迫和榨取暴利。沉重的封建剥削，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负担，不仅剥夺了农奴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也剥夺了大部分必要劳动。农奴被迫年年向封建农奴主和寺庙求借高利贷，这就更加重了农奴的负担。“乌拉”差役是农奴为农奴主、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官吏、军队承担的无偿劳役，当差的农奴所受之苦，真是罄竹难书。农奴们在沉重的盘剥下，丧失了生产积极性，更无心从事技术的改善。直至解放时，农业生产工具多是木制，耕作十分粗放，加上意识上的“神权”统治，不施肥，不除草、除虫，粮食产量低下，常年产量一般为种子的5倍左右。广大农奴挣扎在饥饿线上，根本无力维持再生产。到了不能生存下去的时候，或相率逃亡异地，或举行起义进行反抗。
近代以来，州内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清同治四年（1865），巴塘县藏族人民驱逐法国传教士，焚毁教堂，收回被占产业。广大农奴、奴隶采取各种方式，如集体逃差以抵抗国民党政府苛重的“乌拉”差役制度。并且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封建主、奴隶主。九龙三垭白彝奴隶江郎撒古与尼克日洽、阿尼布达等组织群众，同奴隶主进行斗争，一次在店子沟抓住奴隶主洛伍尔布、洛伍曲他二人，用包头帕拴着脖子，沿沟示众，使奴隶主威风扫地，人心大快。清光绪十二年（1886），丹巴县巴底乡14个村寨的1000多名农怒，在农怒德呷姆卡布绒和瓦萨西的带领下，冲进土司官寨，活捉女士司白利娜姆，杀死助纣为虐的益西拉买（土司的哥哥），打开牢房，释放被关在监狱的农奴。明确提出推翻土司政权，不纳粮，不交租，废除“乌拉”差役，土地归农奴的口号。同时开仓放粮，把土司的粮食、衣服、财产等全部分给农奴，把土司派粮、派款、派差的帐簿全部焚毁，砸碎土司的官印和各种刑具。这次起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却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旧社会受尽了苦难的各族人民，日夜盼望着翻身解放。
1935－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甘孜州。一、二、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堵截，克服高原上空气稀薄、粮食奇缺等困难，爬雪山、过草地、穿林海，全州15个县的山山水水，留下了英雄们的足迹。红军所到之处，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北上抗日主张，在甘孜、炉霍、道孚、丹巴和泸定、康定等县帮助族劳动人民建立博巴政府、格勒得沙政府、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红军飞夺泸定桥和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地址，至今成为对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课堂。红军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各族人民尽力支援红军，为红军筹集粮食和柴草，为红军充当向导和翻译。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少数反动封建主、地主，残杀留下的红军伤病员，搜捕参加博巴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迫害支援红军的积极分子，扼杀了红军帮助建立的人民政权。但是，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深深埋在各族人民心中。各族人民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回来。曾经热诚支援红军，掩护红军伤病员的格达活佛，写过不少惦念红军的诗，至今广为流传。解放前夕建立的巴塘地下党和东藏民青以及康定进步青年组织“新联”，向各阶层、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政策，组织教育群众，迎接解放。
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后，解放军第二十六军一八六师于1950年3月24日胜利进驻康定城。从此，揭开了甘孜州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甘孜州的实际，成功的解决了民族问题。领导和依靠全州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解放后至1990年这41年的工作，是在经历曲折，不断克服困难过程中前进的。
50年代前期，是开辟工作时期。这一时期工作艰苦，情况复杂，任务繁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之间隔阂较深，民族内部冤家械斗不息；残余匪特造谣骚扰，社会秩序不稳定；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萧条，生产停滞，百废待兴；接管工作和支援进藏部队的任务很重；地方干部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极少。面对这些问题，中共康定地委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谨慎稳进和团结上层为主的方针，以主要精力做民族团结工作，争取了大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与人民政府合作共事。康定军管会成立时，即任命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为军管会副主任。尔后陆续安排了土司、头人、活佛、堪布、阿訇、家支头人等政权机关担任职务。经过筹备协商，充分准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0年11月24日在康定正式成立（这是建国后成立的第一个地区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后改为州），桑吉悦希（天宝）任主席，副主席中有夏克刀登、阿旺嘉错、洛桑倾巴，委员28人中，藏族上层僧俗人士和知名爱国人士占64%，彝族、回族上层知名爱国人士占4%。会议通过《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和《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随即向关外各县派出军事代表（有7个县是军事联络员），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做好支前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如开办短期训练班，成立康定民族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仅1951年初至1953年底，培训近3000名民族干部，分配到州、县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为了消除历代反动统治者大民族主义的痕迹，人民政府于1951年10月发出通知，将巴安县更名为巴塘县，瞻化县更名新龙县，理化县更名为理塘县，定乡县更名为乡城县。同时清除带有歧视和侮辱性的称谓用语和用词。按照《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精神，积级调解民族内部上层之间的冤家械斗纠纷，仅1951－1952年两年时间，调整大小纠纷3000多件。
在泸定汉族聚居区和康定折多山以东少数汉族聚居乡，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对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势力进行清查和处理；严厉查禁种贩鸦片烟和鸦片烟馆；平息康定县鱼通土司甲安仁煽动的小股叛乱；驱逐帝国主义分子出境。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以极大努力，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主要是农牧业生产）。明令宣布彻底废除“乌拉”差役制度和国民党政府规定的苛捐杂税、超前征税，取缔尖斗、踢斗、大半收粮盘剥行为，减轻各民族劳动人民的负担。民族贸易公司直接收购、代为推销与私商收购自销并行等办法，解决土产滞销问题。恢复与发展牛骡帮运输，积极组织货源，解决各族人民日用的茶、盐、油、粮等供应。制订简便易行的轻税政策和实施办法，实行合理的负担。州、县行政费用大部分（占各年预算总和的2/3以上）是由上级政策拨款解决的。在农区经过与上层人士协商，调剂一部分荒地，组织无地少地农民开垦，安置了部分流浪户。无偿发放大批铁质农具，东北路各县平均每户农民得到2－3件。成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在推广新式农具，改良耕作技术、兴修水渠、增施肥料、药剂拌种和毒土等方面成效显著。创办国营机械化新都桥农场，示范使用农业机械。在牧区，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组织巡回治疗，双力进行牛瘟防治，有效控制牲畜疫病流行。无偿发放挖土特产工具和羊毛剪刀、割草镰刀、牛奶分离器等10多万件。每年还及时发放一定数量的救济粮款和救济寒衣，解决部分贫苦农牧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在主要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适当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接收、调整和改造国民党政府办的一些中小学校、图书馆和医疗机构，逐步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普遍订立团结爱国公约，用实际行动做好支前工作。仅1950年就供给进藏部队柴草1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头，担负运输的牦牛10万头以上。1952年和1953年，州、县党委组织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着重在汉族干部中批判和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也促使了少数民族干部批判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残余，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1956－1959年这4年，为民主改革时期。经过前几年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突出出来。各族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民族、宗教上层中也有不少开明人士主张进行民主改革。1955年州人民政府就收到上层人士中要求或赞成改革的书信57件。由州委和州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和群众的要求，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州实行和平改革。改革的实施办法和具体政策规定，多次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协调，并在州人代会上举手表决通过。改革的范围仅在农区分期分批进行。对剌嘛寺采取“暂时不动”的政策。对牧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当和平改革在丹巴县农区和康定县的鱼通、孔玉两个农区试点，关外各县还在学习、协商和训练积级分子阶段，就被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扰乱。分们凭借手中掌握的武器，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在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策动下，于1956年初，相继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他们到处围困县城和区乡，破坏道路桥梁，袭击军政人员，残杀各级干部和各级分子及其家属，奸淫烧杀抢掠。在叛乱分子劫掠下，不少村寨变成废墟，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面临这样严峻的局势，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平息武装乱，保卫改革顺利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7月对甘孜州的平叛、民改作了重要指示，肯定了“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下得对的”，“战争是解放战争”，这就给了各族干部和群众以勇气和信心，为平叛、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这时东路、北路各县农区加紧基本完成了改革任务，但不巩固，南路各县各级作改革的准备。1957年3月上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又指示甘孜州必须“坚决改、彻底改”，“要真改、不能假改，要会打，打得越彻底越好。”按照这个指示要求，东北路各县已改革的农区，开展复查补课，有力地打击叛乱分子和少数农奴主反攻倒算。南路各县边平叛、边改革，并抓紧修通东巴公路。改革和平叛进行到1958年，一个突出的问题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喇嘛寺和牧区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喇嘛寺在“暂时不动”期间，成了雄踞一方的农奴主，成了窝藏叛乱分子及其武器的地方，成了当地聚众叛乱的指挥部。牧区剥削阶级中的少数顽固分子，早已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并与农区叛乱分子相勾结破坏农区的改革，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顺应人民的要求，于1958年冬至1959年底开展以废除喇嘛寺庙封建压迫、剥削制度为中心的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的”四反”斗争。在斗争中相当谨慎地处理了宗教问题，把废除寺庙特权与保护寺庙区别开来，把极少数寺庙反动上层分子与广大宗教人员区别开来。与此同时，石渠、色达和其他牧业地区也相继完成了民主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主改革，在全州顺利完成。废除了反动、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没收、征收了农奴主阶级直接经营管理的土地32万亩，占70%（4.5万余户）的无地缺地农民每人平均有土地4亩左右。没收、征收、赎买牧主阶级牲畜21.5万余头，占60%的贫苦牧民每户平均分得牲畜12头。80%的农牧户从高利贷的盘剥下解脱出来。5600名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获得解放。经过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牧民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建设事业都有了发展。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得到了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于1959年相继完成对农牧业、城镇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甘孜州从此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1960－1966年，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受“左”的影响，工作失误多。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改善农牧业基本条件，运用科学技术，提高食粮单产和总产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工业、交通、商业、财政、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但是，改革后领导的注意力主要未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更多地是在改变生产关系上打主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再提出反右倾。过快过急的农牧业合作化尚未稳定，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并且搞迁居并户，办公共食堂。“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错误泛滥起来。1960－1962年粮食连续减产，群众生活困难，干群关系紧张。1961年下半年，州委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省委对民族地区进行调整的具体政策，生产关系和规模体制从贪高、贪大、贪多、贪快的位置上退下来。大划小，高改初，停办公共食堂，改办、停办人民公社；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彻底退赔；对在反右倾、“三反”和整风整社等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复查和纠正。压缩城镇人口，撤并一些厂矿。经过两年多时间的调整，经济开始恢复，困难有了缓解。但由于摆脱不了“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当形势好转时，又继续进行“四清”，又急于办了一批人民公社。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从1966年6月算起，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10年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同全国一样，十年浩劫，给州内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政机关被冲击，全部瘫痪；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揪斗，“靠边站”；两派严重对立，武斗不息。直至1968年10月正式成立州革委和州革委核心小组，领导斗、批、改和各条战线工作，两派对立方趋缓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开展的“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给各方面工作造成困难、混乱和恶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制造许多冤、假、错案；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不少厂矿企业严重亏损。交通、财贸、文教、卫生等工作，遭到很大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各族人民群众和大多数干部职工坚持工作和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农牧业生产和其他方面建设，仍取得了进展。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族干部和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冤假错，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上放宽搞活。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牧区开始。农村从1982年春以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牧区实行生产队牲畜折价归户，私有私养，和草场承包责任制。取消政社合一的公社，公社党委改为乡党委，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农材牧区的改革，带动厂矿企业的改革。厂矿企业改革领导体制，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内部实行“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租赁等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改革商业流通体制，农牧民直接进入流通领域。放开价格，农、畜、土特等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提高。专业户、联户企业和乡镇企业有了较快发展。坚持开放政策，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十年改革开放，给甘孜州经济带来生机和活力，给各族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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