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安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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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丙
   
  安丙(1148—1221),字子文南宋广安人,生于岳池,两岁时随父到广安甘溪场(今华蓥永兴镇)居住。他聪明好学,才华过人,宋淳熙年间中进士。后曾任四川大竹县主簿,新繁、小溪(今遂宁)县令,大安军知州,资政大学士,枢密院士少傅,四川宣抚使等职。南宋时期,金人常来侵扰,安丙诛杀叛贼吴曦平定了蜀乱,组织西北五路军抗击金兵,功勋卓著。他为官清正,政绩显著,深受百姓好评和朝廷赏识。宋理宗赠封他为“鲁国公”,并赐建“昭勋禅寺”。著有《皛然集》传世,死后归葬故里双河镇皛然山下。

 
 
天柱
   


  明朝正德年间,武宗朱厚照荒淫无道,民生涂炭,国家倾危。明廷中出了不少忠耿为国、直言敢谏的气节之士。大理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丞石天柱便是杰出代表。他以“刺血上疏”而名垂青史。

  石天柱,字李瞻,号秀峰,岳池县人。出身寒微,他自幼勤奋过人。成年后与蜀中名士扬慎(升庵)、冯训等人成立“丽泽会”研究诗文,共抒大志。

  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石天柱中进士,经吏部李宪举荐试职户科给事中。正德九年,明武宗皇帝与奸臣玩赏彩灯失火,皇殿“乾清宫”化为灰烬。随后向民间加征赋税重建宫殿。民怨沸腾,民变四起。石天柱挺身执言,指责武宗淫乐无度,必定造成江山社稷倾覆,提出“消祸本”的良策。正德十一年,大将军江彬以宣府(今河北宣化)“多美妇人”为饵,诱劝武宗巡幸宣府。为劝谏武宗,石天柱刺血上疏。这份奏疏精诚毕见,切中时弊。

  石天柱料想此举会触怒武宗而遭杀身之祸,便安排好后事,整理好衣冠上朝启奏。满朝文武大臣无不为之感怆落泪,纷纷上谏。武宗迫于情势,不敢再明言北巡之事。同年,石天柱被贬谪为云南临安府推官。直至世宗即位才官复原职,后升任大理寺丞。
 

 

 
张百祥
   
  张百祥(?-1914)名启善,广安人。早年加入孝义会,为广安孝义会首领。1905年东渡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并参加同盟会。1907年与孙武、焦达峰等组织共进会,被推为会长。1910年返国,奔走于江浙、两湖、四川等省,联络会党,宣传革命,图谋举事。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后,赴宜昌,运动筑路工人罢工,被捕入狱。

  宜昌光复后获释,星夜回川,在万县组织敢死队北伐。1912年6月,敢死队归并蜀军后,任川东宣抚使。12月,赴成都,创办《人权报》,因揭露胡景伊劣行,不久被查封。1913年“二次革命”时,约同张达三,以张部为基础,共进会所联系的会党为骨干,在绵阳发动起义,在敌围攻下失败。张百祥出走湖南,1914年春转上海,被袁世凯密探侦知拘捕,转押北京,10月被杀害。
 
 
毕占云
   


  毕占云(1903—1977),原名毕隆兴,华蓥市永兴人。9岁时父母双亡,靠给别人放牛割草为生。1922年到成都投军,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1928年,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率126人起义,到了井岗山参加了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历任营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代理军长、冀东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部队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7年在郑州病逝,葬于北京八宝山
 
 
罗忠恕
   
    罗忠恕(1903~1985),字贯之,号之道,四川省武胜县烈面乡人。生于一九0三年三月,一九八五年四月病逝于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终年八十二岁。

    罗忠恕青少年时代在南充阆中、成都等地求学,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二二年入成都华西大学深造,担任学生会执行主席,曾经组织领导同学声援一九二六年八月发生的万县惨案。学习期间,生活朴素,勤奋好学。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还以学业优异,荣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金钥匙”奖。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先后任华西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长。一九三七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和西方哲学。一九四六年去欧美各国考察、讲学;并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顾问。代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席哲学会和英国亚里斯多德学会,与英、美、法、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的大学教授研究学术问题。一九四八年,美国韦里斯大学提出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聘请他任教,但他出于爱国热忱,婉言谢绝,毅然返回祖国。回国后,再次担任华西大学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

    建国后,罗忠恕仍从事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他由华西大学转到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任校部委员,外语系教授、及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主任。还兼任四川心理学会理事、秘书长、顾问。一九七七年因年高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立即在成都科技大学外语教研室、四川大学原子能所外文编译室任教,协助培养外语教师、出国深造的科技和外事工作人员。继后又受聘为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并承担该所和校领导对外学术交流的函件及合作协定的翻译任务,为完成教育部POI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八0年三月,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四川省委员会顾问和成都市委联络员。

    罗忠恕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心理学学者,他熟悉英语、还懂法语、德语。对实验心理学、希腊哲学、荀子哲学、哲学与现代教育等有较深研究。他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写有较多的论文,曾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重要的有《孟子的心理学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英国的教育概况》、《中国古典心理学》、《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道家哲学老子和庄子》、《王充及其评论》、《墨子与墨家哲学》、《孔子——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的人权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孟子”、“荀子”条目。他写的《康德》一书,收入《万有文库》,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重要译著有《世界各国基本情况手册》、《希腊哲学译述》、《成都画册》、《中文译英文》。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期间,撰写了《学习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体会》、《中国人口思想概述》、《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心理学问题》、《怎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研究、普及人口教育、注意心理因素》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在历年四川人口学会《论文集》上。

    罗忠恕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他少年时代,就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出国期间,深感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他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前进,为人类谋福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实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更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倡议成立“中英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得到该校校长、院长、教授的热情赞助。后来又在剑桥大学由李约瑟博士约他会见剑桥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多人,成立了“剑桥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委员会”。一九四一年,他约请李约瑟博士来成都讲学,并为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现在李约瑟已在剑桥大学修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图书馆。一九四二年与名教授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他被推选为社长。任职期间,他约请国内学者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以及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参加“东西文化学社”,亲自主持学术讲座,交流东西文化。后又得到刘文辉的赞助,在成都华西后坝购置了学社社址,成立东西文化交流所。并以该地为中心,经常集会讨论有关世界学术和文化交流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建国后,党和国家重视文化交流,罗忠恕有机会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先后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加拿大一大学校长苏维廉,加中友好协会会长云从龙,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文幼章等人。交换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和有关图书仪器的意见;介绍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国家对退休人员的优厚待遇等情况。一九七九年,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接待外国来访的学者,交流有关学术、教育、文化及人口问题的意见。一九八0年以来,美国哥伸学院每年均送二十二名在校学生到四川师范学院学习,他每年都为这些留华学生讲中国古典哲学和心理学,深受欢迎。

    罗忠恕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但却坚信党总有一天能把问题弄清楚,重登讲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心情愉快,多次表示要在有限的晚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刻,他在民进刊物上发表了《党,我的母亲》诗作,向党倾诉了自己的一生,表明了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决心。

    罗忠恕不为名,不图利。退休后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等校任教,全尽义务,不计报酬。一九八0年还捐赠现金一千元办学。他治学勤奋、严谨,曾荣获四川省优秀科技论文奖、四川省科技协会先进工作者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佩。

    罗忠恕在病中仍然勤奋工作,眼睛几乎失明,还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搞翻译,直到病危通知书已送到家里,他还在写,不停地写……,实现他生前的誓言:“我要一直工作到死。”
 
 
邓小平
   


  邓小平(1904~1997)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5岁入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深入华北敌后,创建了太行、太岳等抗日根据地。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1945年9月至11月同刘伯承一起领导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夏他们率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担任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同两个野战军的领导人一起,指挥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攻克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和上海、苏、浙、皖、赣等广大地区。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和刘伯承率部向西南进军,占领了云、贵、川、西康诸省,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中国大陆的完全解放。此间,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56~1963年,多次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他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收到显著的成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1976年4月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在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阐明社会主义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根据他的思想,中共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他设计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目标。并且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标准,不断开拓新局面。他大力支持和推动农村改革,推进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指出“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倡议兴办经济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推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他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提倡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他为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已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也将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他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日本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为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他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从而经受住严重的考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退休以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事业。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些重大问题。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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