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的发现
当今世界上的城市，成千上万，但人们已很难说清它们的起源了，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远古时代第一次播下种子时所形成的村落演变而来的。而在千年的“不毛之地”上新建的钢城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由于奠基于当代地质科学者们的大量辛勤劳动，就使我们有幸能探究它的起因，说出它的来龙去脉，这是渡口（攀枝花）有别于其它城市的一个特点。
谈到攀枝花市的起因，就不能不谈到攀枝花的发现人。有一种说法，称攀枝花是法国人李克列（[link]）于一八九九年发现的。现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教授曾托人查阅了国内现存的外文资料，结果是毫无根据。现在地质界公认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教授发现的。但发现的年代，诸说不一，初计有五：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0年。
一、常隆庆教授一九三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接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了两年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四川大实业家卢作孚的邀请来到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根据常先生的自传，当年冬天仅到川西地区作过地质调查，而没有涉足川南，故一九三二年发现之说难以成立。
二、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0年，常先生曾六度出入攀西地区。根据他生前绘制的路线图和著作《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证明一九三四年他最远也只到了凉山州的雷波，还没有到过西昌，故没来攀枝花。
三、一九三五年春，常先生到万县、绥定一带调查石油，夏季到南京、苏州，秋季同李贤诚到綦江测绘铁矿地质图，为开办重庆钢铁厂做准备工作。直到年底，他才启程来四川西南一带。
四、一九三六年是常先生涉足整个攀西地区作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也是“发现攀枝花”存在争执的一年，据常先生的遗墨：
“（一九三五年）我在綦江铁矿大约才一个月上下，院中因四川西南会理一带发生地震，金沙江断流，又通知我前往调查。我将綦江全部工作交李贤诚负责，同离开綦江，同助理员殷学忠向西昌进发，当时已接近一九三五年底……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须完全步行，途中又要画线路图，并采集标本，所以行程很慢，到西昌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了。我们的路线是先到会理去看所谓金沙江因地震而断流之地。也只有山痕迹，别无所见。但到会理之后，看见当地地质情况很合乎金属生成，我们就在会理把重心放在找矿上面。当地许多矿是早已发现了的，并且曾经开采；一些矿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都未经过地质学家作过储量计算或研究，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常隆庆和刘芝祥教授考察“攀枝花矿”
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走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说一般的地质情形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它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九三七年有铅印本，现存数不多。另据笔者查阅，一九三九年四月有一个《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概况》的腊纸刻写油印本，其中介绍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提到了常先生进行的十三项野外调查，第七项中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西部科学院受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之托，调查西昌、越隽、冕宁、盐源、盐边、会理、宁南七县地质矿产，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
据此，常先生“认为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完[冠]，而地[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绾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
通过查阅常先生的遗著和他当时的调查线路图，证明这次历时六月的徒步野外调查从盐边到会理时，是沿着崎岖的江边小道经过攀枝花矿山的。虽然一九四0年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攀枝花，但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中，他已经谈到：“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极大，当花岗岩浸入时，……金、铁等类矿物……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尽管如此，还不能证明他已经发现了攀枝花矿。
五、常先生《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例如当时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给他的信中说：“……足下深入蛮荒，从事地质调查，风霜雨雪，饥寒育苦，皆所不惧，此等奋斗精神，求之当世，岂可多得，钦佩钦佩……”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以地质学家的身分涉足这广袤的不毛之地，第一个报道了这一带众多的矿产。因而一九三九年四月，伪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指名要调常先生到行辕任地质专员。当时的西昌行辕名曰“开发资源，整饬边备。”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政府安排第二个“陪都”。难怪抗战一胜利，张笃伦就调任重庆市市长，湖北省主席而不再“开发资源”了。
常先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到了西昌，当年底就出外找矿。根据常先生自传：“冬到会理、永仁一带调查，在永仁的仁和发现那拉箐煤矿（11月14日在东凤山营，11月27日在永仁，12月4日在那拉箐）。”那拉箐就是今天的宝顶煤矿。因此年终考绩获得一枚“干城”奖章，同时在发薪表上填上“同少将”的职衔，月薪亦由二百元增至三百元。
常先生写到，一九四0年“与技专校合作，与技专校教授刘芸生（名芝祥）于八月中旬出发，重点放在盐边、盐源地区……这次我们找到了盐边攀枝花铁矿，作了一些小矿床储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伪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进行考察。”从而常先生成为攀枝花矿的第一个正式报矿人。具体时间他在自传中说到：“八月二十四日到梅雨铺，九月六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绩得‘光华奖章’”。
综上所述，加上大量的文献资料，攀枝花矿应是一九四0年九月六日由常隆庆和刘芝祥教授共同发现的。但地质学界却不这么认为，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地质界曾派专人作了一年多的考证，仍将主要成绩归功于常先生，并确定攀枝花的发现年代为一九三六年，而且，结论得到了公认，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了解，这两个矛盾的年代实际上并不矛盾，理由有二：
1、“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说的“攀枝花矿”，指的是兰山和尖山两座矿山，但“攀枝花”则是一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常隆庆教授与助理员殷学忠“费时半载，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只是当时没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个庞大的矿群，“攀枝花矿”虽是一九四0年发现的，但它只是“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故地质界认为“攀枝花”的发现应是一九三六年，发现人是常隆庆。
2、根据黄汲清、程裕淇、汤克诚、刘芝祥、秦专馨、殷学忠等老一辈地质学者的谈话记录和函件，可以证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袁复礼、良赫、任泽雨曾先后两次去过攀枝花铁矿，不过未见正式报告。尽管一九四0年汤克诚、姚瑞开、戴尚清等人先后到过攀枝花矿，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但报矿时间晚于常先生，而且他们都是在常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撰文披露这个地区的矿产后才陆续来的。即使与常先生同行的刘芝祥教授，在当年写地质报告时也谈到：“对沿途地质情况，常君供给的资料颇多。”
因此，结论应该是：“攀枝花”是常隆庆教授于一九三六年发现的，“攀枝花矿”是常、刘两教授于一九四0年九月六日共同发现的。
魅力之都──攀枝花
早在四十年代，常先生在《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一文中就说：“其露头甚佳，极易认识，本地人民亦知山上有矿。”六十年代末他又写到：“我自问实在说不上成绩，这些工作是在全国地质人员工作的基础上，在当地广大工农群众协助下进行的。”他谦逊、朴实，甚至他的子女直到一九七七年，当方毅副总理提到他时才渐渐知道这些事情。
邓小平同志视察攀枝花
为了改变我国工业部局，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在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胆略和气魄，作出了开发建设攀枝花的英明决策，并亲自指定周恩来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
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国务院10个部委立即行动，从全国各地，共抽调5万多名职工，日夜兼程，迅速汇集到攀枝花。在这荒山野岭、干旱酷热、人烟稀少的河谷地带，建设者们住的是席棚子、“干打垒”，喝的是江河水，吃的是干咸菜。英雄的攀枝花人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的建设前准备。实现了通路、通水、通电，解决了临时住房，并开始进行煤矿、铁矿、电厂、水泥厂等基础项目建设。
1965年是攀枝花建设历史上工作最困难，任务最繁重的一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带领国家科委、国家建委和有关部门的一把手来到攀枝花视察。
据原中共攀枝花特区党委书记兼总指挥徐驰同志回忆：小平同志一行于1965年11月29日到西昌，在西昌听了攀西地区地质资源情况介绍，30日到达攀枝花。徐驰同志说：小平同志坚持不先去13幢招待所，要先上矿山。我们陪同他一直登上兰尖铁矿最高峰，此时山上公路已修通，可直达山顶。站立在山头，滔滔大江，巍巍群山，尽收眼底。我们就地排开地形图，向小平同志简要汇报了钢铁联合企业及煤炭、电力、水泥、铁矿、石灰石等厂矿的厂址和建设安排。还特别介绍了江南距此15公里的仁和区，正建设副食品生产基地（种植蔬菜、水果、养鱼等）。水平同志高兴地说：“今天在山上面对一比一的天然大地图，听了你们的说明，我们就不必再到各厂址、工地去看了。明天坐下来专门听你们汇报攀钢的设计规划和建设安排，还要听听你们在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天，在新建的13幢招待所会议室里，面对攀枝花基地建设模型（大沙盘），徐驰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小平同志很高兴，盛赞攀枝花“得天独厚”，同意弄弄坪钢铁厂、攀枝花矿山和选矿厂的建设方案。
徐驰同志说：小平同志听汇报后，作了重要讲话，归纳起来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同意你们汇报的攀钢建设方案，批准新选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它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总指挥在现场审批。
二、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产、六盘水何时供9煤、成昆线何时通车，而且何时供多少煤和铁路承担多大运量，三家都要制订和招待相互配合的时间表。
三、上次李（富春）副总理来视察时，已提出由物资部在渡口市设办事处和仓库，存一批钢材以便随时供应，这是个好办法。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告物资部催办。
四、为缓解你们运力不足，总理已商请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五省各派出一支300辆卡车的车队至今未来，也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催他们即派车队先运物资部的钢材到渡口。他们应急速派人到北京联系这项任务。
小平同志这次视察，不仅审定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方案，下放了设计审批权限，还解决了建设中遇到的运输和建筑钢材的供应、储备等重大问题。使攀枝花基地建设以更大的规模更加顺利地展开了。以组建汽车运输公司为例：交通部在小平同志视察这十天之内，从北京、辽宁、山东、安徽、河南五省市各调300辆汽车以及所需人员，于12月12日组建交通部第一汽车运输叫公司，下设五个分公司，承担昆明、成都进入攀枝花的物资、设备运输任务。从此，基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源源不断从成都、昆明两地运入。
小平同志视察攀枝花过去了几十年。他代表党中央审定的建设方案，经过英雄的攀枝花儿女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奋斗已圆满实现。攀枝花不仅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万里钢城，闯出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功之路，在中国冶金建设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而且培育出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攀枝花精神。正如胡乔木同志视察攀枝花时的题词所说：“攀枝花精神永葆青春，永放光芒，永远指引我们胜利前进！”
“这里得天独厚”，是小平同志这次视察攀枝花留下的名言。几十年来，攀枝花儿女把这句名言牢牢铭记在心中。过去它一直鼓舞着今后将继续鼓舞攀枝花人热爱攀枝花，建设攀枝花，努力实现市委规划的雄伟蓝图，使攀枝花丰富的资源更好的造福于全中国、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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