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区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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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


    刘永福 (1837一1917),原名建业,又名义,字渊亭,广西博白人,生于钦州。早年参加广西天地会起义,1865年(同治四年),领导起义军在广西安德北帝庙举行祭旗仪式,因所用旗帜为七星黑旗,故称黑旗军,但不受清朝节制。

    1884年 (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刘永福应越南政府要求,率黑旗军援越,和越南军民并肩战斗,屡败法国侵略者,战功显赫。法军非常害怕和痛恨黑旗军,越南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中法战争期间,黑旗军接受清政府收编,1885年(光绪十一年)凯旋归国后,任广东南澳镇总兵。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在台南抗击日军,后因孤军无援失败。

    回广东后,隐居广州沙河。1917年病逝。为纪念这位抗法、抗日的民族英雄,今沙河除刘氏家庙外,还有永福村、永福路。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在黑旗军原驻地建造的刘义亭,至今犹存华南理工大学内。

颜浩长


    颜浩长,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首领。广东番禺唐夏乡(今天河区棠下)人。农民出身。爱习武艺,绰号“定拳长”。1841年抗英斗争时,参加团练为义勇。5月30日,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在牛栏岗围歼英军时,他率乡众参加战斗,杀死英少校军需毕霞,并冒雨追击,伺机搏杀,沉着而勇猛。事后,不图名利,仍务农度日。1854年广东天地会红巾军起义,清政府视其为会众,欲捕之,遂逃亡外地,约三年始归。享年八十余岁。

潘达微


    潘达微(1881~1929),广州天河棠东村人。1895年追随孙中山革命。1905年创办中国第一份面向下层平民的报纸《时事画报》。1911年他和夫人陈伟庄一道,亲自参与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冒险埋葬七十二烈士,将“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1929年8月27日病逝于香港

    每个地方都有历史,但未必有传奇;每个时代都有英雄,但未必有“真人”(真正的人)。何况历史总是记住应该忘记的事,忘记应当记住的人;而英雄历来又总是比盗贼少。结果,就有人将历史当作妓女,把盗贼说成“英雄”。

    假如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英雄,并记住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听任岁月和生活的流沙将他们吞噬,这样的情形便肯定不会发生。可悲的是,它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是以下的一个事实:广州的中学生都知道黄花岗,却不知道潘达微,对一个足以令这个城市永远自豪的不朽传奇一无所知

    1921年仲夏,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秘密成立;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掀起。几乎与此同时,一个清癯的中年男子,却带着全家悄然来到号称中国“天堂”之一的杭州,在妩媚依旧的西子湖畔,昄依佛门,只为彻底“断送”自己长达二十余年的光荣革命历史,并且从根本上,寻求一条“从精神上入手救世界”的道路。

    八年后,这个被称之为“革命弥陀”的人病逝于香港。除了再一次使这个世界显得可疑或满怀羞愧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至于别人帮他或认为他留下了什么,已与他毫不相干。

    他,就是潘达微。

    1881年1月15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30年后,“辛亥革命”一夜问便颠覆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文明传统和社会制度。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30年恰好是旧中国划分一个“世代”的时间坐标,潘达微无疑是“应运而生”的。他在13岁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并成为革命者,只是他天性对命运作出的第一个自然选择。正如当时和此后的许多革命者那样,潘达微很早就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并顺理成章地完成了第一次“出家”(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替自己颁发了一张终身有效的“身份证”,上面只有两个大字:自由。

    为此,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为共和理想不避艰险,利用世家子弟的背景参与组党、筹款,成为孙中山“生平所最敬重而信赖的一位同志”。

    为此,他自觉“要求新的生活,为争取人底初步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孙中山语)。不仅倡立公学,组织医社,而且以笔为枪,在报纸上撰写大量针砭时弊的政论,后更创办中国首份面对下层社会、专事启蒙的面报——《时事画报》,使之成为广东舆论、思想、乃至艺术界的一面旗帜。

    为此,他和夫人陈伟庄一道,亲自参与广州庚戌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的准备工作,从联络、筹款到偷弹药,直至迎来其人生最具英雄色彩的一幕。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被孙中山称之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黄花岗起义猝然爆发,经一昼夜激战,攻占两广督署的行动失败,近百烈士牺牲,而“未死的同志,多已间道潜逃,四方亡命”。这时,“幸存者”潘达微冒死犯难,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多方奔走,亲自觅地、筹款,张罗仵工、棺木,甚至典当祖屋,在“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的时刻,孤身一人为枕藉街头的战友殓葬、送行。“余随最后一棺,步送到红花岗,……葬至首列时已薄暮,细雨仍绵绵不止。”——在潘达微看来,这是一个民族在痛哭;而这又何尝不是整个世界为他的义举所感?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圣经•约翰福音》)就因这“人的爱心”,潘达微无法容忍辛亥革命后“十年来之名为民国,实为官僚国”的黑暗现实。他失望了。从此,他背对政途,更多地投身于公益事业,冀以一己微力,抚慰众生的疾苦。
  至此,我们尚未述及潘达微在艺术领域的活动——作为中国最早从事新闻摄影和人体艺术摄影的先驱之一、中国早期漫画的著名开拓者,他为近代的中国美术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写诗作画,创作过小说,演出过戏剧。而无论采取什么艺术形式,都不离“新民”、救世,并将开放、自由的艺术精神贯彻始终。如果我们接着列举他在“实业救国”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会使你对这个人更加叹为观止。然而,这绝不符合这个人的“口味”。这个人的生与死,与做一个“英雄”无关。

    相反,一位英雄变成了居士,一曲壮歌变成了偈语,一个传奇变成了故事。和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一样,潘达微以“二次出家”(这次是离开“大家”——国家、社会)的方式,揭穿了一切卑伪的企图和生存,完成了对自己和世界的救赎。同时,他还证实了,如果一场革命不是从心灵革命开始,就会蜕变成一场令人恶心的闹剧。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了解,一个真正的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让你羡慕尊敬,死去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成功”故事而让你四处传说。就像潘达微,你可以说他是侠士、义士、战士、骑士、学士、教士,或者民国伟人、报界巨子、艺术先锋、商业奇才;也可以说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成就“大功业”的凡人。但不论怎么赞美或贬损,你对他都无法“一言以蔽之”。一个“真人”,一生只是在尽自己的天性和天职,怎么有空去在乎你怎么说他?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那么,一个做稳了“英雄”的人,还需要做一个“人”吗?在此意义上,我们不仅要记住潘达微,记住使他成为一个“英雄”的黄花岗,更要记住他重新让自己的“履历表”变得如初生婴儿般一片空白的那个夏日。

    牡丹图  黄花

    小时候,潘达微发现身为清廷武官的父亲遇到什么事,总喜欢请示“神仙”,卜问凶吉。有一次,父亲叫他试着“扶鸾”  (一种传统预测方式),想以此知道儿子未来的命运。结果,那支随手乱动的乩笔(多为竹筷),在沙面上画出了一幅“牡丹图”。当时,其父大喜说:“此子能作富贵图,其吉兆耶。好自为之。”可惜,此话并未“一语成谶”——潘达微一生非但没有“富贵”,而且所作所为,几乎都是在与“富贵”为敌。后来,他就此事写道:“即富贵果能逼人,余亦将淡薄置之,况其未必也。”从15岁离家出走开始,“富贵”已注定与他无缘。如果一定要找出“牡丹图”与他的命运有什么关系的话,它也许只是预示了潘达微的“好写丹青”而已。

    与象征世俗美满的“国花”牡丹相反,“黄花”(菊花)则堪称潘达微人生的象征。它气香雅而质清高,岁寒弥坚,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潘达微对“黄花”可谓情有独钟,而他的禀性、气质乃至“人比黄花瘦”的形象,也与之有着惊人的相似。正因于此,他才将埋葬七十二烈士的“红花岗”易名为“黄花岗”,并从而使之成为自由的永恒祭台。

    在他的心目中,“黄花”一直就是自由之花,理想之花,革命之花。他的一生,似乎就是“黄花”与“牡丹”的对抗。然而,“黄花”也预言了他的命运:在历史的花名册上,黄花永远比牡丹寂寞。

    疾病  艺术  烟草  发冷丸

    据说成为艺术家,“不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对此,潘达微似乎也是一个例证。他幼时缠绵病榻,为消遣时日,开始接触绘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成为后来的漫画大家,而且对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保持了一种孩童般的热爱和敏感。

    如果说疾病使人恢复肉体的自我意识,艺术使人恢复心灵的自我意识,那么可以说,艺术就是一场疾病。艺术为他打开了另一个鲜活奇妙的世界,帮助他度过了尘世生活中无数艰难灰暗的时刻。疾病和艺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伴随了他的一生。此外,疾病还是他“革命”和“英雄”生涯的一个起点:他就是因求医而认识孙中山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病”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正如艺术,也不一定就尽善尽美。潘达微在到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时曾说过一句名言:“烟草有毒,金钱有毒。”他其实也还会说“艺术有毒”——如果它不是作为拯救人心、净化社会的“利器”,而是作为欺世盗名的“凶器”的话。他与以高剑父为代表的“新画派”的激烈论争,正是这一艺术观和价值观的鲜明体现。

    上个世纪初的广州人,对梁培基生产的疟疾良药“发冷丸”都会有深刻印象。而这里面就有潘达微的一份功劳。正是得力于他精心策划的美术广告,“发冷丸”才一时有口皆碑。按照潘达微的看法,艺术就应像一粒粒“发冷丸”,起到让一个时常“打摆子”的民族摆脱痼疾、恢复生机的作用。

    平民  女子  故人

  潘达微生为贵族,死为平民。对许多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遗憾。但我确信,他是如愿以偿,死得其所了。大凡先知、义士、达人、革命者,其命运大概如是。他们那与生俱来的平民意识,那种众生平等的视野和博爱,其实是另一种“遗传基因”,它得自更高的存在。在潘达微跟里,“平民”就是“苦大愚深”的别称,对他们,他除了悲悯,更多的却是服务,也只有服务。所以,他才涉足了那么多的“事业”——从革命、教育、医疗、舆论、艺术、实业,直到“慈善公益”。明知艰难,尽管苦痛,却不弃不悔。

  而对“人权剥落,侪于非人”的中国女子,潘达微更寄予了无尽的同情。与那个时代其他的思想启蒙者(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等)一样,他首先通过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实现对“人”的关注。为此,他亲创了“女子教养院”(后增设孤儿院)。但随着袁世凯的复辟,教养院被一夜解散,八百女子和孤儿,大部分重新沦为奴婢,或被公然卖掉。这件事,连同此前“女子北伐队”的悲惨遭遇,都给潘达微留下了毕生难愈的巨创。

    但彻底改变了他人生道路的,却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原广东警察厅厅长陈景华的死。

  潘达微一生重情,尤其重义(这是以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为代表的“游侠”的基本人格结构)。这一突出的性格特征,固然使他“少有令名”、“夙以侠义称重于乡党”,五湖四海皆可“兄弟”,三教九流多有“故人”,但同时也造就了他常常“不堪负累”的命运:只要你够仁义,而不是够名利,他就可以为你舍命,并把你视作世上最宝贵的礼物,小心呵护,终生珍藏。对童年的好友史坚如如此,对黄花岗死难的战友如此,对许许多多的朋友也是如此。在陈被卑鄙杀害后,潘达微的义愤也达到了顶点:“遍地盗贼,无法抚剿,我思陈景华。乞丐满市,无人救济,我思陈景华……”

    及至晚年,潘氏仍对“故人”怀念不已,且“乐与孤儿乞丐和尚为友”。这显然已不是“为人谦逊慈和”或“仗义疏财”所能解释的了

    家  出家  何处家

  家,一直是传统伦理的核心,芸芸众生的聚居地。但人类对家的理解,则历来见仁见智,大异其趣。如果围绕着“家”来看待潘达微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他生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出家人”。

    “出家”的经历,几乎贯穿了潘达微的一生。对他而言,“家”永远是相对的、充满歧义且变动不居的。在“小家”和“大家”、“国家”和“天家”、“老家”和“新家”之间,他不断突围、出走,彷徨犹豫,而更多的则是“举目无亲”。

    何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家”,或曰最后的“家”呢?这也是人类迄今仍在苦苦追问的。从这个角度看,潘达微的“出家”,便是自然的。为此,他能够舍弃一切有形的“身家”——包括血缘、肉体、财产、地位、成功、名誉,却无法舍弃“心家”——所有精神的缘起和归宿。所以,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浪子”,一个过客,每种“家”,每种生活,以及所谓的“事业”,都只是一处临时住所,甚至是一条锁链。如果说文化与一切既定规范都是“家”(近年来最时髦的词就是“文化家园”),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其活动的一切领域,永远都是一个开风气之先者,一个没有门派、无师自通的奇才。与那些恋“家”且热衷于装修“家居”的人相比,潘达微绝对是一个异数。他的整个生存,再一次把一个如何“出家”并怎样回家的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林伟民
  林伟民(1887—1927),原名林兴,三灶鱼月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随父垦荒种地,下海捕鱼。稍长,赴港、澳谋生,在外轮当海员,结识孙中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与苏兆征一起,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筹集经费,运送军火,支援武装起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林伟民意识到工人阶级自身的力量,遂与苏兆征一起从事香港海员工会的组织筹建工作。民国10年(1921)3月,香港海员工会(全称“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告成立,林伟民被选为干事,负责交际事务。民国11年(1922)1月,与苏兆征等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并参加与港英当局复工谈判,维护海员权益,迫使港英当局接受工人要求,承认海员工会,使罢工取得胜利,从而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帷幕。民国11年(1922)5月,林伟民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会后,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托,帮助筹建上海海员工会,并当选为该会主任,留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民国13年(1924)春,林伟民赴莫斯科参加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同年,经罗亦农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林伟民归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监委书记兼香港海员工会干事及海员工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指导粤、港工人运动。在民国14年(1925)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林伟民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5月底,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为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和广州工人联合的政治大罢工——省港大罢工。

  林伟民与苏兆征等同志组织领导了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罢工运动。罢工开始前,由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林伟民、李森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在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林伟民不辞劳苦,日以继夜的工作,在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征用市内的一批烟馆、赌馆及其它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并迅速筹集一批经费,购置大批粮食及其它生活用品,保证罢工顺利实现和胜利进行。罢工开始后,针对着当时出现的错综复杂的形势,7月1日,林伟民主持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会上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通过对香港实行粮食封锁、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以打击走私等重大问题。

    由于工作繁忙、辛劳过度,林伟民原患的骨结核病恶性发作,不得不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在民国15年(1926)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林虽因病未能出席,仍被代表们推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民国16年(1927)广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环境险恶,党组织已无法从经济上接济他,许多盐船工人自动捐款维持林的药费和生活费用。民国16年(1927)9月1日,林伟民在医院病逝,终年仅40岁。盐船工人冒着白色恐怖,集资收葬其遗体。建国后,广东省人民政府将其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公墓

本条目最后由 casement 更新于2007-09-28 21:31:41 查看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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