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西林
孙西林 (1910-1946)，原名孙锡麟，化名孙山、孙昌克，1910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八面城户山屯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年时在八面城高小学就读。1924年秋，孙西林考入奉天省立第一高级中学(省立一中)预科第八级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孙西林在学联领导下，积极参加了示威活动，抗议帝国主义屠杀我爱国同胞的罪行。
1926年9月，孙西林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预科乙班(采矿冶金系的预备班)学习。他在佟玉华(共产党员)等同学的帮助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政府义出兵侵占济南，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济南惨案"。东北三省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学生联合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并发动了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孙西林组织一个销售点卖国货。学校放暑假，他把学校附近的穷苦儿童找来教识字。东北大学的爱国学生组织讲演团，号召东北人民捍卫自己主权，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路，孙西林、吴希庸、邱华峰三人是讲演团中的骨干。1928年冬，孙西林到比利时求学，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一时一刻不忘祖国和人民，整天为国事忧心忡忡，与邱华峰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宗旨是共同探讨救国的道理。1930年夏，共产党员朱镶忱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驱逐到比利时。不久，他和留比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并发展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孙西林等人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孙西林放弃了矿冶专业的学习，转到鲁文大学改学法律(鲁文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其目的是要有更充分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听到"日军炮轰北大营，占领了奉天"这一消息后，孙西林和几位东北学生更是捶胸顿足，悲愤不已!与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200余人，聚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
1932年夏，比利时当局大肆逮捕华侨、留学生，"反帝大同盟"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成员先后遭到逮捕，关押一个月右，便宣布将"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朱镶忱、孙西林、邱华峰等10余人全部驱逐出境。朱镶忱对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巴黎还有些老关系，因此决定带这10几个人一道去法国。他们乘的火车刚入法国边境，便受到法国警察的检查。因无护照不许入境，朱镶忱，孙西林等人进退维谷，更加怀念祖国和家乡，但离祖国太遥远了，他们纵有赤子之心，却没有力量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行10余人沿着法比边境的一条小河，试探着向法国境内深入，直到夜半，才绕过边境检查站，又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次日清晨顺利地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当时，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只得找"红十字会"给予帮助。"红十字会"同意按政治侨民对待，每天每人发给五法郎的生活救济费，大家只好共同租一间房子挤在地板上睡，每天只吃最廉价的鸡食米(碎米)。孙西林在巴黎郊区一家人造丝厂做工，不论干什么，总算有了个临时立足之地。
人造丝厂有华侨工人200多名，他们大多是文盲穷苦民众，对外语更是一窍不通，经常受法国工头和厂方老板欺压。孙西林等知识分子进厂后受到华工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工人们遇事愿意请他们出面帮忙。孙西林在工人中组织起"抗日救国会"、"红色救济会"等群众组织。为支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他们通过放映电影、演节目等形式开展募捐活动。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孙西林逐浙成熟起来。他积极参加、组织华侨学生和工人的爱国反帝斗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思想水平，在不断地摸索探求和斗争中，孙西林从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锻炼成长为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战士。1932年秋，经朱镶忱介绍，孙西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法国入党的都具有双重身分，既是中共党员也是法共党员。他们在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殖民部领导下的中国支部过组织生活。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在华侨工人及留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孙西林入党不久，组织让他在法共中央中国语言组工作。在与"蓝衣社"的激烈斗争中，孙西林按党组织决定选派两名同志打入"蓝衣社"的群众团体书报社内进行工作。当时，在伦敦、柏林、巴黎等地的日本大使馆为拉拢中国东北的留学生，向他们代发伪满洲国的官费，孙西林等人便组织领导东北留学生发表联名宣言，拒绝领取伪满洲国发放的官费，并组织留学生到中国大使馆请愿，请求国民政府关心东北学生，给予救济。这些有政治意义的爱国活动，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伪满洲国政府妄图以小恩小惠拉拢东北青年的卑鄙伎俩，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凡是有大型集会或活动，孙西林总要细心地考察周围的环境，参加的人员，考虑到一旦发生情况的应急措施。他曾建议中国支部用文学形式向法共提供有关情况，少参加公开活动，以利于长期隐蔽工作，配合国内斗争。孙西林考虑问题深远，作风严谨，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葆华回忆说："我能够在法国坚持工作18年之久，与西林对我的帮助影响是分不开的"。1934年夏，孙西林、邱华峰等人的活动引起了警察的注意，继续住在巴黎市内已有困难。国际"红十字会"考虑到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及时转移到市郊一位革命老人家里。同年，法共中央就巴黎的一批中共党员的安置问题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不久，第三国际要派4名中共党员去莫斯科。中国支部研究决定派孙西林、邱华峰、张亦华、周易4人去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组织考虑到中国同志将来回国后的安全，让他们把名字改了，孙西林改名为孙山，被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这个出版社，行政上由苏共中央直接领导，业务上则由第三国际负责各项工作。孙西林在这里先后做过校对、排版、抄写等具体工作。1935年冬，组织调他到东方无产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36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到莫斯科。由于工作需要，孙西林做李延禄的秘书，与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俞杰协助李延禄共同整理编写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一书。期间，由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三人组成代表团，以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及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战。为了让代表团的同志熟悉国内情况，陈云给他们讲苏维埃政府的政治经济和中国革命的任务，高自力讲土地革命政策，滕代远讲红军长征的经验及军民关系。临行前，共产国际负责人亲自接见抗联代表团的团长，鼓励他们认清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坚定作好统战工作的信心。同年9月末，李延禄、孙西林身负重任从莫斯科启程，绕道意大利回国。
1936年11月初，李延禄、孙西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上海，第二天便到翁州饭店与沈钧儒、马相伯、李公朴、陈叔通、褚惠僧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聚会。李延禄向大家汇报了东北人民及东北抗联的情况，同时说明准备到南京请愿的打算，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大家愿作东北抗联人民促蒋抗日的后盾。11月9日，潘汉年、李延禄、孙西林在马斯南路拜会宋庆龄与何香凝，向她们阐明了去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得到她们的支持。抗联代表团一系列的活动，不仅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还得到了东北军及西北军的响应。这在舆论上形成了一股促蒋抗日的动力，对日蒋"睦邻邦交"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11月22日，上海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被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入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营救"七君子"，代表团以东北3000万同胞的名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代表团还派孙西林携带李延禄的慰问信及食品到苏州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正当代表团向国民党军委提出要求面见蒋介石的"待见"的过程中，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孙西林到上海后，认识了李延禄的长女林平(李万新)。俩人常就时局的发展展开讨论。孙西林对林平的爱国热情十分赞许，同时，也看到她在政治上的单纯幼稚。一天，潘汉年传达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进行调停，说服张、杨争取和平解决问题的精神。为了配合中央的行动，代表团当即决定由孙西林草拟电文呼吁张、杨两位将军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迫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目的，希望和平解决事变，以利抗日救国大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传来，林平才意识到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水平，对时局的分析判断能力与孙西林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从此，她不但改变了认为孙西林过于主观自信的看法，还产生了由衷地信任、敬佩和爱慕之情。
1937年3月，周恩来曾两次到上海仙桥会馆与抗联代表团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并亲自带领代表团的3位同志去拜访李杜将军，鼓励李杜与中国共产党搞好合作共同抗战。周恩来还指示要尽快地把东北救亡团体组织起来，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造声势、造舆论，促使蒋介石早日抗战。代表团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开展工作。孙西林起草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抗日救亡团体的倡议。4月，在上海八仙桥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陈先舟、李延禄、孙昌克(孙西林)、刘澜波、栗又文等人。会议决定了救亡团体的名称为"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务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挽救张学良将军等。会后还发出1500余封告东北同乡信，并分别派人前往各地开展动员宣传工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捐款，以做抗日救亡总会的活动经费。6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章，选举出常务委员会，孙西林被选为常委。各地也建立起组织，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此间，抗联代表团为挽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努力。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蒋的"睦邻邦交"宣告破产，形成了全国全面抗战的新形势。代表团便请示中央是否可以撤兵转战。周恩来答复："下步工作仍很艰巨，不能撤兵"，让代表团等待任务。7月20日左右，代表团接到通知说，蒋介石接见李杜将军，要李延禄、孙西林、刘丕光同时前往。蒋介石对李杜将军及代表团说："你们不是要抗日吗?我想拖现在拖不成了，就死里求生吧!"蒋介石答应给李杜部分军费，让他组建军队回东北抗日。这样，李杜便赴苏联请求援助以解决军火及装备问题，想从苏联远东返回东北，经请示中央，同意代表团陪同李杜一起出国。当所乘飞机到兰州机场刚刚降落，新疆军阀盛世才得到消息出来挡驾，不准飞机入疆，李杜一行无奈，只好返回上海，后离泸出国。1938年4月，李延禄、孙西林二人直达香港，通过廖承志的关系与周恩来取得联系。上级指示，他们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待命，林平早已来香港。8月，经组织批准，孙西林与林平结婚。10月中旬，周恩来来电，通知李延禄、孙西林3日内到武汉。10月22日，李廷禄、孙西林飞抵武汉后，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天就见到了周恩来。因当时正值日本侵略军以百万重兵围逼武汉，情况紧急，周恩来让他们乘"新升隆号"客轮马上撤离，并亲自到码头，为紧急撤退的同志们送行。临行时，周恩来叮嘱大家，要注意防空，最好是夜间行船，白天隐蔽，服从李克农的统一指挥。
"新升隆号"刚开到嘉鱼县燕子窝，便遭到日本侵略军的轰炸，李延禄、孙西林等不幸落水。孙西林在江水中大声呼喊寻找李延禄。多亏一位老乡将李延禄搭救上岸。他们经洪湖、长沙来到桂林，刚巧李杜将军也在桂林。他们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广西大旅社"与李杜话别，第二天乘机经重庆，成都转道西安，直到1938年底，才辗转到达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孙西林再次使用在苏联时的化名孙山，以这个名字时时鞭策自己，要激流勇进，不名落孙山。1939年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工作，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负责往晋察冀等地派遣干部，做有关东北方面的工作，同时为在条件成熟时，收复东北作好人力方面的准备。中央决定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在"抗日军政大学"里单独成立东北干部大队(简称东干队)"。调王谭任"东干队"队长，李范五任指导员，孙西林为支部书记。孙西林很注意抓支部生活及干部教育。"东干队"党组织的生活健康正常，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召开生活会，检查执行纪律方面的情况。他对支部同志既尊重又有具体帮助，同志间相处融洽，配合得当。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分别由王明、柯庆施兼任。"女大"聘请孙西林为四班和九班的指导员。从此，他除负责"东干队"的工作外，还经常到"女大"为学员作理论辅导。"东干队"学员结业，原计划派往东北地区工作，后中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保存这批革命力量，将"东干队"的一大批干部分配到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工作。1940年春，"东北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为常务委员。为继续培养训练干部，打回东北去积蓄力量，并总结党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的经验教训，由李范五和孙西林执笔编写了题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东北概况》和《伪满统治人民的办法》等资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便组织了第一批奔赴东北的干部队伍，孙西林和其他同志一道于1945年9月2日踏上了北进的征程。干部大队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地北上。当干部大队接近五台山时，遇到了阎锡山部的截击，在一一0师掩护下，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直到绥德才进行一次小休整。孙西林把自己骑的枣红马留给绥德兵站，请他们转交给林子，干部大队到张家口乘上了烧木炭的火车。到沈阳后，李延禄、李范五、孙西林等以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身份，被派往合江地区开辟工作，登上开往北满的列车，途经四平，这里离孙西林的故乡八面城很近，离别17年的家就在眼前，怎能不引起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但由于任务紧迫，竟路过家门而不入。11月下旬，孙西林到达佳木斯市。当时佳木斯市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大资本家曲子明挂出"复兴委员会"的招牌，14年未曾在东北露过面的"合江省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也挂了出来，日伪残余、军警宪特伺机活动。全市断电，工厂停产，商店倒闭，市民生活十分困难。市郊各地方土匪武装接踵而起，危机四伏。为建军、建政、剿匪，稳定市民生活，恢复城市正常秩序，孙西林经过了解，提议由董仙桥任市长。李范五代表合江省政府正式任命董仙桥为佳木斯市市长，孙西林为副市长兼佳木斯地区专员，接收了一度被"复兴委员会"把持的市政大权，成立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孙西林亲自主持工商者会议，动员他们早日营业，向市民售粮售货。同时，深入发电厂、火磨厂，敦促制定恢复生产具体方案。冬煤紧缺，孙西林和市委书记高大钧一起到双鸭山煤矿联系解决用煤问题。
12月中旬，林平带孩子到佳木斯，分别3个多月的夫妻见面，孙西林第一句就是"你来太好啦，开辟工作真需要人哪"。林平被丈夫的工作热情所感动，不顾奔波劳累和体弱，第二天就要求分配工作。当时东北的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攻占了山海关、锦州，步步向北推进。合江地区的土匪武装立即作出反应，一度被我军收编的孙荣久部叛变，勃利、林口、同江等县，接连发生反叛及负责干部被杀害的事件。三江人民自治军司令孙靖宇负伤，不能出战，佳木斯外围的大股土匪准备攻城，市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合江政治特派专员工作本部"的策划下：散布谣言，制造白色恐怖。反动特务组织密谋暴动、纵火和暗杀，妄想在1946年1月底把佳木斯从人民手中夺去。特务邬捷飞受命立即执行特殊任务，组织对关内来的老八路进行暗杀。孙西林对时局的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多次告诫同志们做好准备，应付一切情况。在家里，他更直言不讳地对林平说："党在这里还没有建立起群众基础，市政府内有大量留职人员，成分复杂，政治面貌不清，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难免不发生意外的事，你我都要有充分的准备"。林平也多次叮嘱他要提高警惕，孙西林说："警惕是警惕，工作还是要工作。"1946年1月30日，孙西林听说省工委书记李范五要去北满分局开会。为保证安全，决定让自己的警卫员小黄护送李书记。31日清晨，孙西林上班时，警卫员小黄习惯地随他跳上马车，他立即把小黄撵下去，并叮嘱小黄要保证李书记的安全。孙西林到办公室后，即与市长商量上午要办的两件事：一是火磨厂的生产问题要落实；二是买糖果，到孤儿院慰问孩子们。于是，孙西林请来实业科长申佩然、工商会长王子丹、火磨厂代理人朱耀东等人，研究粮食加工合同问题。10时左右，会议正在进行时，国民党特务邬捷飞等潜入市府楼。特务任哲贤、沈洪福分别把守前后门，邬捷飞、宁宪君直奔市长办公室。宁宪君进屋后，用枪顶住站在门旁的董市长的警卫员，邬捷飞开枪射击，副市长孙西林头部中弹当即殉职，牺牲时年仅36岁。
孙西林牺牲后，佳木斯市人民为永远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市内最大的寻座公园里，并命名这座公园为"西林公园"，将市内的-条主要街道命名为"西林大街"。
李卓
李卓，女，1980年6月出生于昌图县昌图镇。1993年6月，在铁岭市体校从事举重训练；1996年9月，进入辽宁省女子举重队；1997年11月进入国家举重队。
1996年6月，在辽宁省第七届运动会上夺得女子举重50公斤级总成绩金牌，并打破三项全国纪录。1997年10月，在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女子50公斤级总成绩冠军，并超三项世界纪录。1999年7月3日，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夺得女子48 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1999年8月29日，在第十七届亚洲举重锦标赛上获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并打破三项世界纪录，她的挺举成绩为113公斤，相当于她本人体重的2.5倍。2004年雅典奥运会举重亚军。
吴俊升
吴俊升(1863-1928)，字兴权，1863年(清同治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生于昌图府兴隆沟屯(昌图县老城镇长青村兴隆沟屯)的一个贫若农家，七八岁时就开始执鞭给当地富户牧牛马，一年挣得白银一二两，以补贴家用，13岁时经人介绍进入老四平街的"庆丰"当铺学徒。17岁时，正值当地捕盗营募兵，吴俊升央得父亲同意而又跪求财东资助鞍马后入营从军。
吴俊升从军后，吃苦耐劳，先为捕盗营伙夫，不久改做管理军马的马夫。20岁时正式成为一名骑兵。因作战骁勇，受到上司的垂青，24岁时以捉匪有功升为相当于班长的什长职，34岁时当上相当于连长的把总。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吴俊升以把总身份带队讨伐了海龙、通化等地的土匪，因功补缺守备，而实际上越一级补缺为都司候补。1906年，清军绿营改制，捕盗营编入后路巡防队，吴俊升被任命为后路巡防队副统领官。1907年，吴俊升因出征讨伐吉林的土匪有功，被晋升为参将候补。1908年9月，吴俊升因讨伐辽西土匪和峰密山匪有功，升任后防队统领官，被破格提升为副将候补，并被授予"勇"字称号。
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帝国主义乘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唆使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原清廷内务府大臣肃亲王善耆勾结日本浪人川岛速浪组织宗社党，策动"满蒙独立"，支持蒙古族反动分子喀喇沁王等招兵买马，拼凑"勤王军"，妄图建立"满蒙帝国"。日本陆军大尉松井清助等以领取农业机械为名，给"勤王军"送去50大车的枪械弹药，并由日本人和土匪头子土匪马队护送。当这伙匪徒从公主岭向郑家屯偷偷行进中被吴俊升侦知，于当日在郑家屯附近将其截获，枪械弹药悉数炸毁，重伤松井清助，并打死和俘获了一些日本侵略分子和土匪。此后，日本侵略分子仍贼心不死，继续武装偷运军火，均被吴俊升一一击溃，此举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满蒙独立"活动的同时，沙皇俄国支持内外蒙古叛匪在中国东北地区窜扰。蒙古宾图王为部下及众匪所拥立，侵犯洮南，吴俊升于康平辽阳窝堡为叛匪所败，辽源，西丰等地皆危。时俄使向袁世凯发出通谍，逼其承认其独立，叛匪也派人到吴俊升处游说，愿以东蒙古王位、上将军及赠军饷5万卢布诱使吴俊升上钩，吴俊升不为其所动，断然拒之。
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乌泰搞叛国活动，向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表示"诚心归投"，并请求外蒙古反动民族分裂分子给予援助。乌泰的叛国活动，早为东北当局察觉。为加强防务，令吴俊升扼守洮辽一带，并拨陆军炮兵一队归其节制。在沙皇俄国和外蒙古分裂分子的怂恿煸动之下，乌泰死心塌地要叛国独立，并于8月22日在白庙发布《东蒙古独立宣言》，布告独立，公开举兵叛乱，指挥蒙骑兵千余人，分三路向洮南、开通、突泉进犯，妄图一举攻陷洮南。吴俊升率剿匪军进剿叛匪，采取了以分化瓦解裹胁者，孤立主要叛匪的剿抚并举之策。此后吴俊升率部与叛匪又连续展开激战，相继打败叛匪，解除洮南之危。此役前后共毙叛匪500余人，抚慰蒙古族群众，释放随行蒙古族男女老幼600余人，发回大车200余辆，发给护照安业。
吴俊升平叛乌泰叛乱取得胜利，粉碎了外国反动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吴俊升也因此以骁勇善战扬名塞外。1912年10月，吴俊升因剿灭乌泰叛匪功晋升陆军少将，授勋五位，获四等嘉禾章，同年12月获三等文虎章。
1913年2月，吴俊升任直隶中央的陆军骑兵第二旅旅长，5月加陆军中将衔。8月，外蒙古叛逆4000余人在沙皇俄国唆使下进犯辽源，被吴俊升所部击败。此后，吴俊升"歼除凶逆"，使凶逆"不敢向南者十余年"。吴俊升因功得二等文虎章，晋勋三位。12月，吴俊升擢升林西、经棚地区守备司令官。
1914年2月，吴俊升晋级陆军中将。3月，擢升洮辽镇守使，驻节郑家屯，握有军政大权。吴俊升得到袁世凯的提拔重用固然由于其平叛乌泰之乱乃至剿灭乌泰残部有功，更主要的是袁世凯另有缘故。袁世凯派其心腹段芝贵到奉天上任。段芝贵便拉拢张作霖、冯德麟、吴俊升等奉天将领充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张作霖、吴俊升等对狐假虎威的段芝贵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联名向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请愿书》，为其复辟帝制摇旗呐喊。
袁世凯称帝，丧失民心，遭国人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首先在云南举起讨袁护国大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而吴俊升却充当袁世凯镇压护国讨袁运动的打手，并在段芝贵率僚属电请袁世凯登极的电报中署名。
在举国讨袁护国力量壮大、帝制行将取消之时，吴俊升一反常态，支持张作霖打出"奉天人治理奉天"的旗号，与张作霖密谋赶走段芝贵，夺取了奉天的军政大权。
与此同时，日本人川岛速浪乘袁世凯统治摇摇欲坠之机，唆使善耆等宗社党分子与内蒙上层民族分裂分子巴布扎布等勾结在一起，继续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吴俊升督队围剿巴布扎布叛徒，，并击毙擒获千余人，残匪四处逃散。
1922年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吴俊升代理巡阅使坐镇奉天，竭立援奉。然而，绿林出身、素质极差的奉军被直军打败。5月19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奉天省长，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5月26日，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联名通电，东三省政务自立。
1926年6月28日，在英、日等国的撮合下，直奉军阀取得暂时妥协，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广州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8月，南口战役打响，于珍带奉军第十军攻占南口时，吴俊升所部占领多伦，迫使国民军向绥远退却。不久，吴俊升晋升陆军上将。
北伐军初兴时，吴俊升建议张作霖保境安民，而不主张南下"讨赤"。在北伐军沉重打击下，北方军阀垂死挣扎，于1926年11月29日拼凑成安国军，孙传芳、张家昌、吴俊升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又指派吴俊升和张作相留守东北固守后方。
1928年1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10县农民大刀会举行武装暴动。1月25日，吴俊升督队自奉天抵通化城，围剿农民起义军大刀会。吴俊升采取分兵进剿和招抚分化瓦解大刀会的两面手法。大刀会识破其诡计拒绝受抚，并提出东边道6县免税要求。
招抚失败后，吴俊升于1月27日至2月3日在大罗圈沟等地剿捕大刀会，所用手段残酷，"凡该党羽之庐舍，尽付一炬，其男如十二岁以上者急数诛之，概不宽贷，……"。吴俊升在进攻大刀会根据地云道沟、四道沟一带时，率讨伐队2000余人，自立阵头，大肆焚烧杀戮，其中400余户无一幸免。
2月21日，吴俊升根据日本特务提供的情报，亲自指挥4000多名军警包围了大刀会的另两处根据地临江县红土崖子和八道江，用重炮猛轰后，发起进攻。吴俊升以伤亡七八百军警的代价攻占了大刀会根据地后，进行疯狂报复，十二岁以上者皆杀无赦。通化、临江两地大刀会成员和无辜群众3500余人惨遭杀害，3000多间房屋被焚毁。
张作霖在关内军事失利，急调刚刚镇压大刀会返防的吴俊升入关助战。原拟4月29日调吴俊升率新进关的吉、黑两省军队到德州驻防，后张宗昌退出济南，一败涂地。张作霖闻报急开重要会议，改变计划，任命吴俊升为东三省后方总司令。5月2日，吴俊升携张作霖眷属回到奉天，并在榆关设后方总司令部，应援撤退奉军。
6月3日，张作霖离京返奉，吴俊升闻讯非常欣慰，亲赴山海关迎接张作霖。6月4日5时30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三洞桥时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吴俊升当场被炸身亡，时年65岁。其遗体被葬于昌图县东嗄乡五间房村西五龙岗。
吕 刚
吕刚，1970年6月19日出生于昌图县大洼乡。在小学读书期间，爱好体育，短跑、跳高、跳远、摔跤都拿第一名。14岁，选进市体校，开始专业举重训练。
1995年，参加省运动会，吕刚以抓举118公斤的成绩打破少年组67. 5公斤级的全国纪录。省运会后，吕刚进入辽宁省举重队。1989年，参加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以抓举155公斤、挺举185.5公斤优异成绩获得75公斤级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获得“全国青运会比赛十佳运动员”称号。1990年在全国举重锦标赛和亚运会上再次囊括该级别的全国冠军和亚洲冠军。1991年，参加在德国举行的第64届世界举重锦标赛，获75公斤级抓举冠军。1997年11月，因伤病退役后执教于辽宁省举重队。
刘粹刚
素有“六朝古都”之称的南京市郊区的王家湾，座落着一座国民党的航空烈士公墓。在陵墓最前排左侧安葬着一位驾机支援八路军娘子关战斗而牺牲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大理石雕镌的墓碑上写着这位烈士的英名：刘粹刚；职务：上尉飞行队长；碑文阴刻着他的简历：“烈士辽宁昌图县人。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任空军第五航空大队第二十四队上尉队长。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不幸误撞山西高平魁星楼。追赠少校。”
刘粹刚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抗日战争初期，曾是—位叱咤风云、名震中外的“飞将军”。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加之他当年又佩戴着青天白日肩章，使他的英名和壮举在近几十年鲜为人知。
一九八五年八月，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国内多家报纸和刊物发表了纪念刘粹刚烈士的文章。当代著名作家萧乾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长篇特写
刘粹刚之死》；《团结报》发表了《中国空军的“红武士”——刘粹刚》一文，介绍了他的生平和事迹。与此同时，我国台湾当局拍摄并放映了一部反映中国空军英勇抗战的历史纪录影片——《笕桥风光》，这部影片用珍贵的历史镜头向人们再现了“飞将军”刘粹刚烈士先后击落日军飞机十一架，创中国空军个人击落敌机最高纪录的英雄事迹。
几年来，在市委党校和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我先后走访了作家萧乾，刘粹刚生前战友王倬、龚业悌先生，信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原南京国民党空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张有谷先生，杭州市政协委员、曾在国民党中央航校任职的方耀先生，以及刘粹刚烈士的侄子刘光义、刘光印等人，并查阅了有关文献史料。本文就是在他们的大力帮助下写成的。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范方镇同志和山西省高平县政协文史办的同志分别提供了有关线索与资料。谨此一并表示谢意，本文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识者，不吝赐教。
为抗日投笔从戎
刘粹刚烈士的家乡辽宁省昌图县，清代系蒙古科尔沁王旗游牧区域。昌图县名源于蒙语“常突额尔克”前二字之音，意为绿色的草原。清代中后期置昌图厅、昌图府。一九一三年，昌图府奉命改府为县。就在这一年，“飞将军”诞生在这片绿色的草原上。
刘粹刚出生于昌图县金家屯（现为金家镇）一个富庶小康之家。金家镇东距昌图县城三十三公里，是盛产大豆、高粱的产粮区和昌图西部的大集镇。刘粹刚幼时在当地的小学读书，因学习刻苦，天资聪敏，高小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校址在沈阳市的辽宁省立第一工科学校，他在第一工科读书期间，时值皇姑屯事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侵略中国，威胁要挟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张学良，不断在东北制造事端。刘粹刚少年心胜，有报国之志,决心走“工业救国”之路，把积弱贫困的中国改造成为富强昌盛的国家。他在第一工科经常挑灯夜读，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但是，他的“工业救国”的幻想破灭了，学校紧张而宁静的学习生活被日本帝国主义扼杀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令驻沈阳的“守备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之路轨，反诬为中国军队所为，命关东军大举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刘粹刚正在第一工科读书，他耳闻目睹了日本侵略军在沈阳残害同胞、为非作歹的野蛮行径。偌大的沈阳城到处是流离失所的人群，教师和学生们四散奔逃，书读不成了，刘粹刚被迫返回家乡。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就侵占了沈阳以北的铁岭、昌图、长春等地。在昌图，日军用刺刀逼迫当地官吏士绅成立伪“维持会”，日军还在昌图设立兵营，驻扎军队，他们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做，激起了刘粹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在敌人的刺刀面前，他手无寸铁，无力反抗。家乡沦亡，山河破碎，使他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悲愤之中。他苦苦地思索着，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中国，走“工业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要报仇雪恨，赶走侵略者，非拿起刀枪不可！他突然想起在沈阳第一工科读书时，即一九三O年二月，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是黄埔学校)曾来沈阳招生，如今要投笔从戎，何不报考这所军校？主意已定，他辞别了可爱的家乡和亲人，毅然抱着满腔热血和悲愤，乘火车流亡到北平,再由北平南下到南京,时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该校第九期步兵科，当上了中央军校的入伍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学习,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学飞行技艺绝伦
刘粹刚在南京中央军校，首先接受入伍生训练，整天摸爬滚打，一改书生之气，练就了健康强壮的体魄，顺利地通过了艰苦的入伍生训练。尔后是学科训练，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优秀。
这时，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央航空委员会，提倡发展航空事业，建立航空学校和现代化空军。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正式成立，校址在浙江省杭州市北郊的笕桥，蒋介石自任校长，委派毛邦初为副校长，代行校长职务。中央航校正式成立后，即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一百名。一期生大部分是由中央陆军官校八、九期学生中挑选的。所以，又叫军校航空班。尔后，又招收二期生。
中央航校在中央陆军官校招生时，刘粹刚有感于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中国空军建立伊始，力量太弱，遂决定报考中央航校。他幻想将来能当上飞行员，驾驶战鹰，翱翔蓝天，保卫祖国，就象家乡草原上的雄鹰那样，搏击长空。加之他生就一副魁伟结实的身材，南方籍的同学都夸赞他是一条“关东大汉”，具备当飞行员的身体条件。此外，他平素酷爱数学、物理、化学，而学飞行又必须学好这些知识，他认为自己学飞行比学陆军更合适。于是，他在中央陆军官校未毕业，即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时经过严格的学科考试和体格检查，终于被中央航校录取，入第二期学习飞行。
在中央航校学习飞行时，他刻苦钻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飞行技艺为全校之冠，被誉为中央航校的“高材生”。
中央航校在教学上完全采用美国式的空军教育方法，飞行人员的训练方式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对不及格的学生实行逐级淘汰制，航校各级教官除由中国人充任外，还聘用一些美国人等外国籍教官。初级飞行使用美制弗利特型飞机，这种飞机马力小、速度慢，是一种比较适合初学飞行的教练机。它设有两个座位，教官、学生各一个，先由教官驾驶，再让学生驾驶，一俟学生考试合格即升入中级阶段。一般地，航校学生均能通过初级训练这一关。
中级阶段的训练是学生学飞的关键，它是向高级训练的过渡、提高阶段。通常使用美制道格拉斯型飞机，该机马力很大，速度较快。学生掌握了中级驾驶技术，经严格考试合格后，才可升入高级训练阶段。刘刚粹在初级训练阶段就崭露头角，他博闻强记，反应敏捷，很受中外籍教官的喜爱，经中级训练阶段，他接连斩关夺隘，均以优异的学科成绩和熟练的驾驶技术通过了初、中级及格考试，顺利地升入了高级训练阶段。
高级阶段是分科训练的，中央航校共分驱逐、轰炸、侦察三个科目。刘粹刚被分到驱逐科，驾驶当时比较先进的美制柯蒂斯?霍克型驱逐机。 驱逐机是“歼击机”的旧称，又称战斗机，主要是用以在空中歼灭敌机和其他空袭兵器的飞机。学生在学习驱逐科目的同时，还要兼及轰炸和侦察科目的学习，但以学习驱逐科目为主。
一九三四年底，中央航校第二期驱逐科举行结业考试。刘粹刚先声夺人，成绩最优。除了平日学习驾驶技术和飞行、地形、气象、领航等学科外，航校学生还经常参加空中实弹演习训练，打靶射击、轰炸、侦察。每次实弹演习，他的射击命中率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这位“高材生”在校期间曾屡获嘉奖。
刘粹刚的飞行技术和空中射击技术在中国空军中是颇有名气的。举两个例子： 一九三三年前后，有一天，刘粹刚在杭州笕桥机场试飞从意大利买来的新飞机。他驾机在空中飞翔，完成一个个规定的动作。突然，飞机机身起火，仿佛是一团飞驰的火球，机场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机场指挥人员命令他立即跳伞，一些人还在机场大声呼喊着……
这时，只要刘粹刚轻按弹跳装置，即可安全跳伞。可是，刘粹刚是多么爱飞机呀！他知道，中国很贫穷，飞机少得可怜，从国外买一架飞机要花几十万美元。他舍不得丢弃它，他要把它开回到机场上去！于是他放弃离机逃生的念头，准备返航。他的反应十分敏捷，沉着镇静，为了安全起见，他马上关闭了油门，并勇敢沉着地控制着失火的飞机，靠飞机的惯力下滑降落，飞机象一片落叶那样飘了下来，安全降落在笕桥机场上。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飞机上的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价值几十万美元的飞机保住了，人们悬着的心也随着安全降落的飞机落地了，紧接着是一片鼓掌声。此后，刘粹刚就成为中国空军和航校令人瞩目的一颗“新星”。
刘粹刚的空中射击技术可谓弹无虚发。据刘粹刚的战友龚业悌回忆：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初，国民党空军所有的飞行员都到江西南昌集训，龚就是这时认识他的，许多飞行员特别是中央航校的历届毕业生，都很熟悉他，主要原因是刘的飞行技术很有名气，他驾机飞得“挺细致”(空军飞行术语，意即飞行技术高)，训练有素，成绩优异。刘的战术科目好，空中科目成绩更好。在国民党空军中，最好的空中射击纪录保持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天神”高志航，另一个就是“飞将军”刘粹刚。有一次，在南昌举行空中射击，打移动飞靶，每人打五十发子弹，但规定分三次射击，不许一次打完。这样，要全部命中可绝非易事。轮到刘粹刚空中射击时，他按规定打了五十发，全部命中，博得一片喝采声。
刘粹刚在中央航校学习期间，曾得到高志航老师的传授，有一手高超的飞机驾驶技术。再加上他自己刻苦钻研，勤于思索，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练就了弹无虚发和死里逃生的绝技。抗战爆发后，他凭着自己过硬的本领和对日本侵略军的无比憎恨，在与日军空战中屡立奇功，大显身手。难怪中央航校的中外籍教官在训练各期学生时，常常以刘粹刚为例，号召学生向他学习。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刘粹刚在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驱逐科毕业。据该校三期生王倬先生解释：中央航校第一期实际上是没有的。所谓中央航校第一期，是指的中央陆军官校的航空班。刘粹刚本来是中央航校第一期的，后来中央航校送给中央军校航空班第一期的名义，刘粹刚这一期就改称第二期了。王倬先生是原来的第二期，后改为第三期，以此类推皆然。所以，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刘粹刚的墓碑上和有关文章里，都称他是中央航校第二期毕业。
刘粹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航校毕业，初任国民党空军驱逐第一大队准尉见习官。此后的几年中，他由准尉见习官转迁少尉飞行队员，再迁中尉分队长；一九三七年递升为第五航空驱逐大队第二十四队上尉本级队长，率队驻防南昌。
王永志
王永志 辽宁省昌图县人，1932年11月17日出生。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学院留学，攻读飞机设计和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领导和主持过6种新型火箭的研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l项、一等奖2项。1986年担任"863计划"载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第5任院长。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运载火箭技术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他以优秀的《洲际导弹设计》论文在苏联毕业并被评为工程师职称后，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一直从事航天工作。
1964年6月，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当时计算火箭的推力时，那时7、8月份，天气很炎热。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
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一个高个子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导弹就会命中目标。"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年轻的新面孔上。在场的专家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能量就不够，你还要往外卸？"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这个年轻人就是王永志，他并不就此甘心，他想起了坐镇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大科学家钱学森，于是在临射前，他鼓起勇气走进了钱学森的住房。当时，钱学森还不太熟悉这个"小字辈"，可听完了王永志的意见，钱学森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导弹，发发命中目标。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中国开始研制第二代导弹的时候，钱学森建议：第二代战略导弹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几十年后，总装备部领导看望钱学森，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他负责中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的总体设计工作，与几位年轻的火箭技术专家一起，在推进剂、二级火箭发动机，制导控制系统诸方面采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并及时组织付诸实施，满足了型号发展的需要。
他在蒙冤受屈的逆境中奋争，搜集、翻译、整理了长达47万字的《同步通信卫星发射》一书，受到专家和领导的一致好评，认为该书内容新颖翔实，理论体系严密完整，阐述明确清晰，可操作性强，对卫星通信工程极有参考借鉴价值，可谓是雪中送炭。
他作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第5任院长，为成功研制我们第一枚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并首次发射试验搭载国外用户卫星获得圆满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二捆"的研制过程中，他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和以往的经验，在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同下，只用了1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通常需要3-4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创造了中国航天乃至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长二捆"火箭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具有了发射重型卫星的能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同世界各国航天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他作为"捆绑"技术总体方案和技术途径的主要提出者和倡导者，第一次在我国应用了捆绑技术，并组织、协调、解决了一系列捆绑技术理论问题(涉及到空气动力学、火箭动力学、捆绑技术、纵向耦合振动分析、火箭级间分离结构等诸多因素)，攻克了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技术难关(这些当时只有美、苏、法等少数国家掌握又不让出口的技术)，确保了"长二捆"技术设计上高可靠和高质量。
他作为我国某型号系列战术导弹武器的第一代总设计师，为该武器的成功设计、研制和发展，完善使用的安全性、维修性、保障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主持了6种航天型号的首次发射，无一败绩。
王永志是一个技术上既严谨务实，又勇于开拓创新的带头人，40多年来，他为中国航天拼搏奋斗、呕心沥血、成就卓著。现在，他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正在神舟号飞船连续4次成功飞行试验的基础上，为把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实现中国人的"飞天梦"而继续努力拼搏着。
2004年2月2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学术技术带头人王永志，获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誉为"中国实现千年飞天梦想第一人"的王永志院士，以他40多年来在我国战略火箭、地地战术火箭以及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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