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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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
   


    尚可喜,字震阳,祖籍山西,后至辽东。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生于辽宁海城。少年随父从军,为明朝戍守边关。父亲战死后,继承父业。19岁领兵作战,驻防在海上。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党同伐异,争权夺利,生性耿直的尚可喜遭到奸人陷害。1643年率部起义,弃明投金,因战功显赫,部队被封为“天助兵”。不久,尚可喜晋升为总兵官,继而被封为智顺王。随清军入关作战,行军3万里,足迹遍及10余个省,征战70余次,为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加封为平南王,很快又被加封为平南亲王,镇守广东达20余年。

    尚可喜一生戎马,九死一生效忠清廷,历太宗、世祖、圣祖三朝,功勋卓著,为清朝完成统一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康熙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1676年),尚可喜在广州忧愤成疾而死,时年73岁。为纪念他的功绩,清朝政府特意为他建造宗祠、寝园并拨付巨资、田产,封谥号为平南敬亲王。有史学家评价说:纵观尚可喜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叱咤风云。尚可喜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其中,最令尚可喜感动、尊敬的便是康熙帝。而让尚可喜最痛恨的帝王便是崇祯,最令尚可喜鄙视的同僚便是吴三桂。明朝崇祯初年,辽东已经大部分落入后金手中,只有沿海一带还在防守。作为海防将领,尚可喜曾不止一次上书崇祯,要求其重贤臣、远小人,为救大明朝于水火而勤政,可崇祯不但依然故我,纵情淫乐,还受奸臣挑唆迫害尚可喜。万念俱灰的尚可喜见大明气数已尽,毅然转戈投诚清廷以事明主,从此开始了他与大清王朝风雨同舟的33载春秋。此后,他深得皇太极、顺治、康熙的重用。尤其是与康熙之间更是“情同父子,谊若手足”。因为“勇而善谋”,加之得到了康熙的赏识,至去世前夕,尚可喜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尚可喜一生中最鄙视的人便是吴三桂。在尚可喜晚年,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清王朝江山岌岌可危,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坚决痛击叛军。在援军未到之际,他几次准备在兵败时“举火自焚”或“上吊自杀”,誓死抗击吴三桂叛军。康熙十五年,尚可喜已病入膏肓,临终时,他叫家人搀着遥拜北方:“不能杀贼,死有余辜。”

    康熙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尚可喜因病辞世,康熙闻讯,特遣国子监前往致祭,并御赐祭典、祭文,赐谥号为敬。可以说,这是历朝政府对大臣的最高礼遇。
 
 
李秉衡
   
  

    李秉衡(一八三O———九OO年),字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初捐资县丞,迁知县。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为冀州知州。越二年擢永平知府。十年(一八八四年)移任广西按察使,法军侵越犯边时,李衡主持龙州西运局。翌年与冯子材分任战守,取得谅山山大捷,彭玉麟奏言:“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
  
    光绪二十年五月授为安徽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廷调李秉衡为山东巡抚。
  
   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旅顺防务吃紧。清廷命已于十月移驻烟台的李秉衡派兵增援,李却“专顾一隅”。山东省群吏曾请求“增募二十营以塞登莱诸海口”,李秉街坚执不许。十一月四日,清廷再命派四营“即日拨队前住”、但缓不济急。十二月十三日,海城陷后,李秉衡方令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所部嵩武军北渡赴营口援辽东”。
  
    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十二日,清廷闻日军有进攻威海之说,电渝李鸿章、李秉衡“飞饬各防军,昼夜梭巡,实力严防,不得稍有疏懈”。十八日,李秉衡电疏:威海后路“情形均属万紧,惟有就现有兵力,分布各岛口,嘱饬各营昼夜梭巡了望,无敢疏虞。”但是实际上并未认真采取积极防御措施,甚至把兵力零星分布在东起成山角、荣成,西至宁海、烟台,“共三百里之遥”的漫长防线上,不分主次,分兵把口,致使防务薄弱。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李秉衡不敢按原议抽威海卫后路二分之一的兵力驰援前线,只派孙万龄等少数军队前往迎敌。二十五日,日军攻陷荣成,李秉衡自请交部议处。并再电朝廷,报告“贼势太众,威太危,烟亦岌岌”;说明“兵太单”、“营少势难措手”的苦衷,要求将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所部五营截留,奏请俯准。饬令提督董福祥带所部各营,星夜开拔至山东,以便“合力防剿”。此议已得朝廷照准。但是,援兵迟迟不达。不久,威海卫南帮炮台失陷。三十日。清廷曾电谕李鸿章、李秉衡:烟台为“通商口岸,防务较缓”,调孙金彪率军前赴威海协防,李秉衡却以“烟守将只孙金彪一人,若再调往,无人守御,烟台必危”而拒绝。李秉衡仅派军扼守威海西路,对于威海的战事不闻不问。二月三日,日军进占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李秉衡请旨将自己“交部严加议处”,电奏中称:威海已失,登州、烟台必为日军所争,“秉衡即死守烟台,于大局毫无补救,获罪滋大。目前统筹全局,似应移扼莱州(今掖县)一带,催集援兵,自西而东,节节进规,以固省城门户,以顾南北大局。”
  
    二月九日李秉衡至黄县,十二日退驻菜州。他告诉丁汝昌自己已移扎莱州,防威海之兵亦径退莱州。不久威海失,北洋水师覆灭,与李秉衡“目击刘公岛危急,不克救援”有密切关系。外国观战记者肯宁咸在论述刘公岛失守的原因时,认为“本省巡抚(李秉衡)既按兵不动”,不“应约发援兵”是重要原因。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收复宁海州(今牟平),二十七日收复文登。李秉衡却不令军队继续收复失地,反于三月三日致电清廷说:山东军力甚单“若深入恐贼抄截后路”。前线清军奋勇抗战,并于五日收复荣成。李秉衡仍不敢令军队收复威海卫城。
  
    四月十九日,李秉衡闻日本欲割辽河以东、台湾,索赔款一百兆两之说“忧愤填膺”,披沥上陈,建议皇上“乾纲独断,如被族要挟过甚,则绝其和议。勿为虚声所恫喝,勿为浮议所摇惑,”继续坚持抵抗。并表示:“臣虽老怠,愿提一旅之师,以伸积愤,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但是《马关条约》还是签订了。四月二十五日李秉衡又上《奏和议要挟过甚万难曲从折》,要求情廷“立绝和议,布告天下臣民并各和好与国,声其欺侮要挟之罪,为万国所不容,神人所共愤;以偿兵费之款养战士,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清廷不纳,并于五月八日与日本互换《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李秉衡处理巨野教案被黜,徒督四川,未到任。光绪二十六年(—九OO年)起用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六日,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后,李秉衡由江苏率兵北上,保卫北京,在杨村(今武清县)败绩,退至通州(今通县)自杀殉国。谥忠节。
 

 

 
张作霖
   


    张作霖(1875.3.19——1928.6.4),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今盘锦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窝棚屯)。

    张作霖幼年家境贫寒,为人放猪,12岁时去私塾偷听,被塾师杨景镇发现后允其免费读书。14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前往镇安县(今黑山县)投奔外祖父。为谋生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后跟随继父学兽医、相马。

    1894年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适逢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甲午战争失败后,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编,任巡警马队帮带、统带,因剿匪有功升为洮南镇守使。

1927年张作霖(右三)、张学良(右一)与日本顾问合影

    武昌起义后,张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镇压革命军,受到清廷破格升赏,出任“关外练兵大臣”,赏顶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军军事大权的巡防营务处总办,成为奉省地方最大的军事首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1922年4月,发动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张作霖挟“东三省议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自治。1924年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直系军阀,控制北洋政府。1926年称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4月,杀害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35名爱国进步人士。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32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由于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月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常恩多
   


    多字获三,满族。1885年出生于海城西东三台子村的一个贫苦家民家里。

    5岁无母,9岁丧父,11岁进在伯父家的抚养下入小学读书,又经岳父的资助入了师范学堂,19岁毕业后,在本村任小学教员。1919年,他怀着救世爱国之心,参加了奉军。

  1922年,常恩多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他勤奋好学,精于书法,成绩优异。深得郭松龄的赏识,毕业后被破格授予了中尉排长的职务,后又被提升为上尉连长、少校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团长等职。但他从不沉溺,始终保持高沿的品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常恩多目睹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颠沛流漓的惨景。他向全团官兵讲话时,声泪俱下说:“我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和生命武装起来的队伍,我们要用血和生命把鬼子赶出我们的家门,这是我们的天职!”东北军进关之后,他对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行径非常气愤,暗中抵制他们的反动政策。有一次,在湖北黄石县“围剿”红军时,他巧妙、机智地命令所属部队放弃进功,使一部分红军安全脱险。

  常恩多在同根据地人民接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逐渐有了认识,萌发了一种新的觉醒。

  1936年秋,他虽然由团长晋升为百十一师中将师长,被称为东北军师长中赫赫有名的少壮派,但仍不忘东北的父老兄弟。对官兵们半开玩笑地说:“我过去管一人团,现在我管一个师,打鬼子,回老家的本钱越来越多了。我要对得起东北父老,就得把这个师带好、练好、用在正道上。”他还说:“你们看看人家红军,缺吃少穿,弹药不足,战头斗力还那么强,就是因为他们要打鬼子,救中国,有股穷人的志气,咱不好好练出杀敌本领,能对得起东北父老吗?”

  当时在西安负责做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红军将领叶剑英总参谋长,一天夜里会见了常恩多,二人畅谈到深夜,使常恩多埋藏在心里的爱国主义火种顿时升华成一团熊熊火燃,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堂的强烈愿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常恩多欣喜若狂,急忙找张学良请求新的战斗任务。张学良命令其率部征讨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一个拂晓,他把“讨逆军”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得到和解,而蒋介石确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常恩多深忧东北军的前途,便派人与红军前方总指挥部的彭德怀、任弼时、徐海东等同志秘密取得联系,决心投奔红军。红军领导从当前的政治形势考虑和革命需要出发,劝慰常恩多先留在东北军中。

  1937年7月7日泸沟桥事变之后,常恩多率百十一师开赴华东战场。

  在扬州战役中,他临危不惧,率军坚守阵地,与国民党的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在配合台儿庄大战时,他领兵攻克阜宁,将日军丘山旅团大部歼灭,使日军东线增援台儿庄的企图未能得逞。在徐州战役中,国民党的六、七师面对敌军畏缩不前,常恩多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率百十一师主动地向日军发起冲锋。歼灭了大批敌人。

  百十一师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克敌制胜,声威大震。在山东、江苏一带深受广大受国军民的欢迎。人们称赞常恩多为“常胜将军”。

  1938年冬,周恩来派人秘密指示常恩多:“要争取有利时机,帮助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一个月后,常恩多率师部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从苏北沐阳出发,开赴鲁南。时值国共合作的高潮,在东北军中可以公开阅读共产党的《大众日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刊。百十一师,常恩多是读的最用功的一个。这使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意望更加迫切。不久,经中共山东分局批准,秘密接收常恩多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常恩多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

  1941年元月,军民欢庆大捷后的新年。常恩多正在满情激情向官兵们讲话时,突然脸色煞白,口吐鲜血,无情的肺结核把这位钢铁将军折磨倒了。

  常恩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恨之入骨,决心不让自己的部队为蒋介石打内战卖命,要在自己生命结束之前,用余光重新照亮百十一师的广大爱国官兵的心灵,唤起他们走向光明。

  1942年8月3日,生命垂危的常恩将军,挺起精神,在党组织和爱国军官协助下,冲破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阻挠,率部队举行起义,把百十一师3000千多人胜利的带到了抗日根据地,投入到党的怀抱。可惜的是,第二天他就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躺在藤椅上静静的与祖国人民永别了。

  常恩多率部队起义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兴奋地说,“好,真是东北军反蒋抗日的少壮派,有胆识。”并指示,一定要建设好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部队经过整编,原番号没变,师长名义上仍是常恩多将军。
 
 
姚铁民
   


    姚铁民原名姚广凯,又名宋德。海城县耿庄乡北河沿村人,1898年生。铁民自幼家贫,童年给地主家放猪,12岁入本村私塾,后入望台村小学堂读书。毕业后,接替父辈继续给地主扛活七年。他忍受不了凌辱和虐待,跑到奉天参加了奉军(东北军)

  1931年,“九 一八”事变,沈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铁民随东北军进关。“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虽然身为宪兵职务,仍不忘家乡父老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生活,便毅然离开了东北军,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之中,不幸被捕。国民党把他们这些爱国志士投入到北京第二监狱,后转给日本侵略者。

  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后,铁民随狱中三四百人,在我党赵桐同志领导下暴动成功,从此,真正找到的抗日队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春,冀东广大农村酝酿举行20万人大暴动,为了配合这次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的大好形势,铁民奉命随邓华,宋时轮由延安到冀东开辟根据地。在开展敌后斗争时,组成了包森支队,铁民大显身手。一天正遇日本侵略军多人驻扎在一个三合院学校里,铁民与包森支队全体战士一拥而入,活捉哨兵,用大刀杀了全部日军,声震热南。不久他们与敌人巧妙周旋,又于半壁山南俘敌50多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游击战争,包森与铁民商量将队伍化整为零。有一次他带领连队指导员等人,化装进入佛爷来据点,在我军和民兵配合下,打死敌人60多人;在巧取遵化县时歼敌80多人,是当时有名的东庄大捷。

  铁民先后任包森支队副官,第十三军分区联络科长,长城工作团副团长等职,经常活动在兴隆青龙等山区,转战于长城内外,组织和领导抗日军民给日军无数次打击,大长了我军抗日斗志。

  1940年3月,由冀东区委任命铁民为迁(西)、遵(化)、兴(隆)联合县县长。当时迁遵联合县所辖二百余村,表面为敌伪统治,实际上始终为我方掌握。铁民相继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武装队伍,搞得敌人坐卧不宁。

  1943年2月5日,铁民和区委书记张云一道去兴隆县蘑菇峪一带活动,遭敌人合围,不幸被捕,关押在承德监狱。敌人得知铁民身份,软硬兼施,百般摧残。当铁民失去活动能力后,敌人还不死心,再次劝其投降说:“皇军念你是满洲人,只要你说句今后不抗日,写份悔过书,就放你回家侍奉双亲。”铁民愤怒地说:“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只要我活着,就要抗日到底;即使我死了,我的后代与全国人民也要抗日到底,彻底消灭你们!”

  在长达18个月的监狱生活中,铁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党的工作。他教育和鼓励战友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斗争!”1943年春,他组织同志越狱,因奸细告密未能成功。敌人感到对铁民无计可施,于1944年4月30日将其押至承德水泉沟万人坑,在刑场上,铁民撑伤残之躯,怒视敌人,在震憾人心的口号声中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46岁。
 

 

 
陈景星
   


    陈景星字绍虞,化名刘列、陈大伟。1898年出生于海城新台子乡西开河村陈家台。童年酷爱学习,天资聪明,于1926看考入奉天省立第三高中。在奉天读书期间,正值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北伐宣言》和北伐战争激发了他强烈的革命救国思想。因而积极宣传革命道里。揭露帝国主久罪行并经常参加抵制洋货等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

    1927年“四·一二”把革命政变,许多革命烈士遭杀害。景星情着忧国忧民的心情,组织了海城同乡会,号如同学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抵御外患而南身。

    二十八年,景星回家过春节,曾写了“世界大同”的条幅,内贴在自家门前。并劝说家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势力潜入东北。目睹赃官们的贪污腐败,景星大失所望,便同石璞以及同班同学郑辅同等到南京去求学。1929年6月,景星、石璞考入南闵金陵大学。他们深感国民革命失败了,需要新的革命。于是景星经常写诗、编顺口溜。石璞就出去唱,有一次他写过这样一支歌。“工农痛苦实在深,资本主义剥削,豪绅又欺凌;国民党改组派,压榨实在凶,打倒国民常、驱逐日、美、英……
  
    三十年,春节前后,景星等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张贴标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同时参加了以鲁迅为首的自由运动大同盟。4月5日,中共南京市委组织900多名学生支持“和记洋行”工人罢工的斗争。景星积极参加,带头高呼:“反对项国资本家压迫工人”、“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企业”等口号。

  为了便于工作,景星一直住在“和记洋行”工人宿舍里,串边工人兄弟扩大工农武装国量。由于南京市委一交通员失密,1930年8月未的一天夜里,特甸从金陵大学内捕走了石璞和“和记洋行”的陈景星。狱中,陈、石两面人面对敌人的法西斯酷理,临危不惧、义正词严。9月4日凌晨,国民党警察特务荷枪实弹。一批中华优秀儿女,高呼着革命口号,在雨花台从容就义。景星年仅32岁。
 

本条目最后由 casement 更新于2007-09-18 12:14:46 查看历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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