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房店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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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复州新附军屯田
   
  元朝为开发辽南所采取的亦兵亦农性质的屯垦活动。元朝初年,蒙古军与金朝军队数度激战金州、复州,致使今大连地区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元统一中国后,为恢复金州、复州地区经济,元世祖曾先后4次派遣军户到金州、复州屯田戍边。至元二十一年(1284)五月,元朝廷拨发新附军(归附元朝的南宋军队)1281户来金州、复州屯田,并在金州城设置金复州万户府作为地方军政管理机构。

  至元三十一年(1294),新附军已达3641户,屯田达25.23万亩。屯田军入驻金州、复州后,选择水源充足、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之地,按军队编制立屯耕作。屯田军战时为兵,平时为民,耕种自足,为推动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起到重要作用。1946年初,金州城一户居民在金州城北门外岱宗寺菜地中发现一块墓碑。碑阴镌刻元代百户张成随宋朝安抚使管景模归附元朝,在金州城东北的双山、沙河之西屯田的经历。据考证,张成墓碑所记的双山和沙河今属普兰店市大谭镇双山屯、东洼子、后韭菜园子一带。张成墓碑为元代金州、复州新附军屯田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日俄得利寺大战
   
  日俄战争中日军与俄援军在复州得利寺展开的一场战斗。1904年6月旅顺被封锁后,沙皇急令北路俄军救援,俄第二军团3万步骑兵南下、进宜州得利寺之大房身.龙王庙一带。6月13日,日第一军主力北上迎战.其中路军沿铁路北进 左翼军经复州道绕其右后方;右翼军沿大沙河与中军齐头并进;另派一支骑兵自貔子窝、熊岳道迂回龙王庙之,袭击俄军后方,诸路军会于得利寺。

  14日晨8时,日本中路军与俄军前卫交战,正午,日本攻占瓦房店,追击俄军至得利寺南赵家屯、太平为一带。俄败军与龙王庙大队汇合。下午,日军右翼猛攻俄军阵地。16日中午,日骑兵攻击俄军背后,日军左翼迂回复州道北,自山上猛攻,俄军右翼溃败。下午3时,日本中路军突入俄军阵地,攻占龙王庙、大房身,并冒雨进攻得利寺,俄败军乘火车逃走。此役,俄军伤亡3400人,日军伤亡1100人。
 
 
辛亥革命中的庄复举义
   
  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同盟会员于东北曾组织多次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唯有庄复起义以顾人宜为首的民军一直坚持到清帝逊位。顾军所以能够取得节节胜利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自1840年,帝国主义用鸦片与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之门,列强纷纷闯入中国,竞相夺取在中国的权益,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牛庄开埠,帝国主义便把魔爪伸向东北大地。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甲辰日俄战争,使东北广大人民不仅遭受战争的涂炭,而且清政府把给帝国主义的战争赔款,全部转嫁于人民的身上,增捐加税,横征暴敛。除了常课的土地税、盐税、商税等成倍增加之外,又强征什么海防税、鱼税、烟税、烟突税、斗称税、警捐、学捐、鸡鸭捐、猫狗捐、牲畜捐、灶坑捐等,真是无物不捐,无物不税,贪官污吏还要从强征捐税中中饱私囊,黎民百姓嗷嗷待毙,苦不堪言。群众为了死里逃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揭竿而起向统治者进行殊死斗争。

  庄河领导抗捐斗争的群众领袖潘永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农历12月29日生于庄河县大郑乡潘屯一个农民家里。他青少年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之际,他对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的清政府感到无比的愤慨。他为人耿直,性情豪爽,襟怀坦荡,乐于助人,敢于反抗,不畏强暴,深孚众望。十八岁就被群众推举为附近玉皇庙会首。他又以玉皇庙会为中心,联系东起庄河,西至碧流河,南于海滨,北到一面山,这一地区内所有庙会会首,组织联庄会。遇有土豪劣绅欺压百姓,官吏横行不法,兵匪盗贼残害人民时,就以撞钟或传递“鸡毛转牌”为信号,聚集群众,统一行动,打击邪恶。地方民众称为“潘二爷”,土豪劣绅则呼之为“潘二祖宗”。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斗为秤卖盐,盐价倍涨,盐税猛增,商户、盐贩、民众皆受其害。潘永忠联合庄河高丽城庙会会首滕云吉等,北大会、东大会与西大会集合起约有万人之众的抗捐斗争队伍,砸烂了盐税机构,驱走了税吏,分光了盐滩上的存盐,给征税的英帝国主义和清廷以沉重的打击。庄河抗盐税的斗争,得到了复州顾人宜、高丕儒等人的遥相呼应,采取了一致行动,使清朝的地方大员们大为震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于东北正式建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到任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加捐增税。徐世昌下令清丈山林荒地,激起民众的强烈抗议。复州、庄河、凤凰城、岫岩、安东、宽甸等地,在顾人宜、潘永忠、刘雍、鲍化南、王云峰等的领导下,于各自地区组织民众共达三万余人,拒绝官吏入境清丈,声振全国各地。在庄复民众联合斗争力量的威慑下,徐世昌被迫急令东边道张锡銮向民众领袖宣布清丈停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了强征鱼税,在庄河城街设立了城税局,并在沿海设点,规定用户与渔民所获海产品,都要到局点过秤,按斤交税,方准出售。税官秤吏,乘机压秤克扣敲诈勒索,甚至腐鱼亦须缴税,因而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慨。

  当时的《民报》揭露清政府在东北的苛捐杂税时说“地租之额,既课余地,复课山荒。商货之率,即税出场,复课销场。酒户之税,征及烟突;船运之捐,算准帆樯。此外,如粮食税、牲畜税、山海税、斗秤税、店铺税、渔税、盐税、木税、矿税、猎税、参税、车税、农税、窑税、屠税、或新创名目,或提高旧率,涓滴不漏,聚敛称能”。(《民报》第20号《辽东义勇军檄文》。)在群众怨声载道之时,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年届古稀的潘永忠,毅然决然地率领群众,组织了两三千人的队伍,从水陆两路攻入庄河县城街,砸烂城税局和其下设税点,惩治了不法税吏。这次抗捐斗争给予清朝地方大吏们以极大的震动。庄河的抗捐抢粮斗争,也得到了复州顾人宜、高丕儒等的声援支持。

  1910年夏秋季节庄河发生严重水灾,灾民流离失所,饿殍蔽野,怨声载道。奉天总督赵尔巽不顾百姓死活巧立名目,各种捐税反尔越来越多,抗捐抗税的人也越来越多。税局里押满了抗捐抗税的百姓,还把他们的辫子拴在一起悬挂梁上。潘永忠面对嗷嗷待哺的群众与残暴肆虐的官吏,遂发出“抗捐求生,何惧清兵”的号召。各地迅速起会,拒缴官税,砸开税局,释放无辜,公开与官衙对抗。1911年春,庄河复来社地区鼠疫流行,“庄河厅监督派来差委二名,随带警兵一棚”,在重疫区明阳、尖山一带,“先设隔离所,复查各村屯,为严防外界往来 ,恐怕传染”。但吏警借机污辱妇女,无恶不作。1911年初夏,清廷为挽救其垂死命运,变本加厉,强征各种捐税,潘永忠、隋守真率领群众展开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抗捐斗争。西大会抗捐消息传到县城,知县王孝偁纠集地方官军,准备镇压,并利用尖山乡绅明阳山区官吏倪林和李道庆组织了一个“红会”,来与西大会对抗,企图挑起百姓间的自相残杀,来分化瓦解和削弱抗捐力量。潘永忠与隋守真率众击溃了官军与“红会”的进攻,粉碎了敌人的阴谋。8月27日(农历7月4日),又组织了四千余会众,用土枪、长矛、大刀、镢头等武器,扎营于徐家大岭上,层层包围庄河县城。潘永忠派使者向县衙递上禀单,要求立即作出废除苛捐杂税的答复。知县对此采取敷衍拖延的手段,等待援兵的到来。潘永忠识破敌人的阴谋,立即下令架起抬杆,轰开城门,大队冲进庄河城街,包围了庄河厅署,捣毁了自治会议所,被围在厅署里的官吏们,俯首投降。知县佯允抗捐群众提出的要求。群众信以为真解除了包围,各自散归家园。县厅官吏并不善罢甘休,他们飞禀奉天省城,请求增派援军,来庄河镇压群众。

  奉天总督赵尔巽接到报告,他把庄河抗捐斗争看作是“辽东大患”。因庄河毗连旅大租界,怕派兵赴庄河会引起日本殖民者的误会,在征得日本驻奉总领事同意后,便火急派营务处会办王安中,右路巡防统领马龙潭,督同管带张从云、李万胜等带领马步炮队千余官兵,从奉天、凤城海城等地,日夜兼程赶赴庄河,包围了复来社从外向内进行血腥的镇压。潘永忠率领群众,利用有利的地形和山险,随处设伏,以“大股二三千人,小股亦数十百人”,分段截击或在后路袭击官兵。9月11日(农历7月19日)双方主力在明阳乡刘店村、张店、后姚屯一带展开激战。潘永忠身先会众,奋起反击。另一首领孙长兴率众从右翼杀向官军,打得清军狼狈逃窜,会众夺取制高点,清军力不能支,在全线即将崩溃之时,驻花园口清军巡防队队长高疯子率大队清军来援助,使形势急剧变化,潘永忠为了保存实力,免遭杀戮,当机立断,用少数人掩护,其余分多路转移阵地。从9月10日至15日激战六天互有伤亡,潘永忠、隋守真率队转移,抗捐队伍有的分散隐蔽起来。有的乘船从海上转移,计划到城子疃东磴,联系高丕儒与顾人宜,准备重整旗鼓,不幸潘永忠患了急性痢疾,为求医治疗,9月15日晚,于尖山乡山头村史屯大砣沟下船,在去复元屯的途中被敌发现,红会会首倪林(盛京时报记为德林)与清军一起包围了隋家大院。潘永忠一面还击,一面急令他人突围,高连升背起潘永忠想突围,潘从高的背上滚下,急命高突围,最后只剩下三个人,敌人要放火烧院,潘永忠为了保护隋家二十余口人的安全,毅然挺身而出被捕。潘永忠慷慨就义,终年七十岁。1912年孙中山任命关外都督蓝天蔚,亲临庄河时,曾在潘永忠的坟墓前洒酒祭奠,亲笔题写:“永世以谋生,想公生已臻老年,犹有满腔热血;忠臣不怕死,惜君死未得正年,空留一片冰心”。的挽联,以悼其忠烈,赞其壮举。

  民众的抗捐斗争在复州,由高丕儒、顾人宜领导下,与庄河潘永忠等遥相呼应。据知州何展采给赵尔巽的呈文中说“惟查四区地面,东近庄河,南邻租界,民风夙称强悍,结会抗捐等事,从前时有所闻”。(《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2页。)复州岳社以李双贵为首的群众进行反抗捐税的斗争,迫使岳社社长孟传文呈文辞职。在孟传文为李双贵等聚从抗捐并恳准辞职事给复州知州的禀文中说:“本月初三日李双贵率其子李明德与漏网盗匪姜长兴、著名赌匪滕开花,并刘玉奎、郭占吉等齐集庄丁约有三百余名,由该处向北逐屯练聚。现在唐棣子沟土匪姚天德家立一局所,又在韩家屯、蛟龙碑二处各立一局,扬言每局招勇五十名。伊所到之处,称言职随同官长勒派锄捐,不顾桑梓脂膏等语。又言从伊之会每年锄捐减半,所有官差杂项有伊承管。愚民不谙法纪,止知省钱,不计利害,无不乐从。从伊之人,职见之用言开导,不但不信,且啧有烦言。现李双贵又复扬言,伊之枪械不足,必至职局借枪,若一抗违,伊必攻夺等语。查办理警务,以人心信服为重要。从伊之人,受其蛊惑已深,不可言辩,不可以理谕。职实才智短浅,有负委任。职前此屡以年力就衰等情,呈请退差,……不意时势若此,实难措手,若再恋栈,恐于大局多有妨碍。再,职局自闰二月、三月、四月三个[月]并未放饷,该巡兵等多有告退之意 ,近复有借枪之言,均各缴还军装,纷纷告假……职出无奈,谨将岳社分局戳记呈送宪台查收,另派妥人接办,实为公便”。(《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7页。)从这一个小小的辞呈中,使我们看到了复州百姓抗捐斗争的力量,就连那些巡警们也都缴还军装,纷纷告假,倒向人民抗捐斗争一面。复县各乡社群众抗捐斗争此起彼伏,给地方官吏以沉重的打击,人民为求生存之计,只有起来与封建统治势力抗争才有活路。庄河,复县人民的抗捐斗争为辛亥革命庄复起义军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并积累了与清军斗争的经验。

  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于东京成立。1907年春,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宋教仁、吴昆、白逾桓等来奉天省城(沈阳)以办实业为名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后来机关部由沈迁于大连)。当时留日学生,归国后被委派在清军北洋新军中任职的吴禄贞(第六镇统制)、张绍曾(第十二镇统制)、蓝天蔚(第二混成协协统)以及先任奉天营务处提调,后升任总督府军事参赞的张榕,奉天实业学校教员徐镜心等,都是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骨干。顾人宜其人其行,蓝天蔚、张榕等早有耳闻。顾人宜的族弟顾人敏当时在复州砟子窑煤矿(今瓦房店市东)办理矿务,常到省城奉天,结识了蓝天蔚、张榕等,由于志同道合,经蓝天蔚、张榕介绍,顾人宜、顾人帮、顾人敏等于1908年参加了同盟会,开始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其所领导的联庄会,虽仍用旧称,民众斗争如故,然其性质渐异于初,即由自卫的经济斗争迈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庄河抗捐斗争被反动武装镇压之后,复县接到赵尔巽的札文要求务将庄复“逸匪”根绝。复州巡防右路管带李万胜驻防复州四年,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与高丕儒、顾人宜等素来有隙,在接到赵尔巽“复境匪党潜布,隐患滋深,趁此兵威,消除后患,顾家岭之匪,根深蒂固,素称强悍,如果不服兵警查拿,敢行抗拒者,即准格杀勿论”(《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32页。)的指示后,不敢正面进攻,采取了卑劣的诱杀手段。高丕儒当时担任四区的区官,顾人宜、顾人帮在复州东部地区操办予警,高、顾手下皆有武装,李万胜知道直截带兵攻取是很难得手,于是以邀请顾人宜、高丕儒到李营商谈警务与治安事宜而图谋杀之。顾人宜与顾人帮已识破李的阴谋未去赴会。高丕儒在任所带两名警兵前往赴会,一入李营即被捕,李万胜当即宣布“奉有上宪密札”;“不容分晰,竟行骈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100页。)“不动声色,将其诱擒正法”;“继而乘夜渡河,格杀其党徐吉庆、曲学升等。查获快枪七十九杆”,(《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七册419页。)营兵数百对复州东部地区巡警三、四区及部分驻所以高丕儒、曹华封(三区一分所巡官)、姜习忠、牟长林、王国中、刘仁山(以上皆为予警)等人家中均被查抄,个人武器财产尽被洗劫一空,仅据上述人等的“呈状”中所列损失物资统计,各种长短枪支近三百支,各类枪子弹约八万发,这些人家中的银元,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衣物等也被抢劫一空,尽落入官兵之私囊。

  赵尔巽为按名捕拿庄复“匪首”事的札文中说:“现庄河首逆潘永忠、复州凶犯高丕儒次第伏诛,该两匪死党仍盘踞散伏于各处,若不乘此兵威悉数殊除,必生后患。现经访闻各属著名凶犯若干名,务须按名弋获,不准有一名漏网。如其敢于拒捕,格杀勿论。”(《辛亥革命在辽宁》33页。)按其所列之黑名单中,复界为高丕儒、顾人宜、顾人帮、顾人敏、顾人寿、刘宗贤、刘宗伦、刘宗元、刘宗家、刘永祥、刘永田、刘正仁、李文福、姜学礼、彭天久、李顺奎、陶希善、陶富贵、王银正、徐吉庆、王文禄、姜希文、李瑛池、王发增。庄河岫岩界:潘永忠、隋守镇、阎广运、于文溪、姜喜良、张义忠、王永和、王永清、汪欲春、孙福义、代吉盛、时运生等。顾人宜在呈状中曾申辩过,他举办团练是“以查拿盗匪为天职,以保卫桑梓为义务。”操办予警被诬为黑会“竟诬报职兄弟为东山黑会首领,职兄弟一日不去,地方一日不安,胪列劣迹,密札饬拿”。“职堂弟顾人寿前充三区巡官,从未稍离职务,顾人敏专办矿务,向不在家,亦一并捏入案内,欲为一网打尽之计。庄河会案剿抚后,军官前来,犹复任意捕拿,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官军所至,玉石俱焚,一方人民惨无生路。”(《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97页。

  高丕儒之被诱杀,巡防营兵之奸淫烧杀,更激起了人民对清军与地方官吏的仇恨,加速了顾人宜组织民军举义的行动步伐。赵尔巽也采取了诱杀高丕儒的手段,曾“三次遣士绅等往招传谕”,顾人宜等还是坚决不上他的当,拒绝他们的劝降、招见等一切诡计,坚持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奉天,在奉天省城的革命党人张榕、徐镜心、左雨农、陈干、商震等人,于蓝天蔚协统部(在奉天北大营)集会,商讨响应南省革命,在奉省各地迅速举义事宜,会上决定推举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兼总司令,公推顾人宜为革命军南路协领,西路为祁耿寰,东路邵兆中,北路朱霁青,中路宁武。准备随时树起革命旗帜,发动武装起义。

  庄河抗捐斗争的旧部隋守真、潘苏忠(永忠之弟潘老四)等人在抗捐斗争被镇压之后,跑到夹心子(关东州日本管辖区内)待机起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他们就提出,“响应南方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为死难抗捐首领潘永忠、高丕儒报仇”的口号,作出“再整旗鼓,重返庄河,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与顾人宜、高丕相等人联合起来。顾人宜便将自己与顾人敏、高丕相、隋守真等人家中资产及大娘娘庙房地产为抵押,从日本正金银行贷款,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民军一千余人(复县东部三四区巡官、巡警、予警等都参加了民军)准备响应武昌起义于庄复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顾人宜曾亲赴奉天与联合紧急进会取得联系,请示革命机宜,同时得到同盟会大连机关部的大力支持,从大连日商天崎枪铺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高丕相在夹心子充当日本盐滩长差使,与日本人较熟,他们一次就买回水连珠(俄国旧枪)八十支,日枪几十支,弹药五十多箱,由隋连元,隋连壁、盖新曾(高丕相家中的管事)三人用船运回夹心子,装备了起义的队伍,赵尔巽派出的密探报告说:“庄河……潘四……等匪党,潜匿皮子窝、夹心子等处隙地,用重价在日商手内购买日人打获俄枪及日本枪多件”。“民党由大连用民船装枪五百支,炮二门,运往庄河”。(《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51页。)

  起义正在筹备过程中,被巡防营管带李万胜侦知,李谋划将顾家岭一带扫荡一空。顾人宜获悉巡防营的企图之后,当机立断,决定先发制人,提前了起义的时间,遂于11月20日率领民军攻打清巡防营的营地李家卧龙(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打响了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战斗的结果是清巡防队大败,向瓦房店方向逃窜,民军首战告捷,它揭开了辛亥革命在东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是东三省革命进入新阶段的一个标志。

  11月24日(农历10月4日)联合急进会杨大实(前任复州警务长,当时为联合急进会的总务部长)与张壁从奉天赶到李家卧龙,与顾人宜等面商起义及与南省革命军联络事宜。11月27日(农历10月7日),顾人宜於李家卧龙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分府”,并发表了讨清檄文,文中说:“虎狼以食人而被驱逐,毒蜂以螫人而被捕杀。今清国之贪官恶吏专肆剥夺地方生灵之手段,我等为拯救民众於水火之中,欲登民於衽席之上,故共举义旗,吊民代罪。彼反误我等为土匪,无故以侵凌我之地方,又假造名目苛殓诛求,更无故而破我之财产,其暴虐狠毒较之猛虎恶虫殆有甚焉。”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初九日(1911年11月29日)。)杨大实代表联合急进会前去授旗,顾人宜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军征清满洲第一军司令官,张壁任参谋长。革命军11月29日攻占水门子,12月1日在该地附近张贴安民告示,:“凡我兵勇到处,同胞万勿猜疑,我本为救民而起义,非贪功自私,意欲同胞拔于水火,且救於疮痍,同胞今沉迷苦海,我不忍目睹,赫然首举兵旗,先除民害诛奸贼,无(论)士农工商,人人宜亟执鞭来会,勿逸此千载之一时,满汉回蒙父老共建中华民国,永享安夷,军行素有纪律,一体相待不欺。”(《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1911年12月6日)。)另有军律六条及奖劝法三条如下:“一,妨害中华民国军之进行者斩;二,奸淫妇女者斩;三,杀戮满人者斩;四,掠取财物者斩;五,损害外人财产生命者斩;六,偷报军情於敌人者斩。”奖劝法为:“一,报敌人之军情者偿;二,输送粮*者偿;三,能组织团体欢迎革命共谋战举者偿。”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六日(1911年12月6日)。)由于革命军偿罚严明,军纪整肃,深受各界人民的拥护,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军政府对外向日本关东都督府及南满铁道株式会 社发出通告,要日本严守中立,对内则向驻守盖平、凤凰城、安东、海城、熊岳、营口等地清军官兵送去招降状。招降状全文为:“际此专制时代,无不受官吏压迫,何不群策群力以争立宪权利而达完全自由之目的乎。今遇此千载一时之机,即倾覆专制,跃入强大地位之阶级也。尔等无论为官军为巡警,盖官军原保护国家之治安,易不图国家永远相安之立宪。巡警既维持地方之自由,曷不思完全立宪之自由,凡尔等官军巡警,无分旗汉回蒙均可献军械以投城,并偿银十两以示鼓励,专制愿各速定意见,勿误时机也。”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在顾军的声威下,许多官兵持械来降,也有清兵为“免残害同胞”毅然“叛离官长”,坚决反对与革命军开战。清军巡防前路帮统李子敬与管带陈宝珊在水门子被俘投诚民军,并发出告示号召旧部来降,在其带领下许多清军纷纷向民军投诚。在民众支持下,民军起义不过数日,参加起义人数由千人迅速扩充到四千多人。队伍与势力范围迅速地扩大,由顾家大岭,迅速扩展到大娘娘庙,东磴(新金县城子坦附近),刘屯(新

金县星台镇属)等地。革命军在向巡防营进攻也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自顾人宜打响了东北辛亥革命第一枪并大获全胜后,清朝在东北的大员们十分恐慌,他们一方面急

忙调兵遣将镇压起义军,另一方面又采取怀柔政策,企图收买革命领袖,要把革命军收编为巡防营。地

方官员们禀承都宪大人旨意,急忙派员像走马灯似的赶赴顾营中与顾人宜、高丕相、隋守真、潘苏忠等

商议和解的途径。先由过去与顾人宜很要好的孟传文、鲍桂枝梅景山等地方绅士、企图以私人感情进行

所谓“劝谕”,然而却是“两造语言,颇不接洽”。继而又派出宫玉璋(复州勤学总董)牟维新、王志

潜等(议事会议员)前去游说,都遭到了民军首领们的冷遇。而复州水门子(今新金县莲花山镇)巡检

(光绪三十二年始置,佐知州署理州境东部之政、教、军、警、学诸方面事务)刘文翔曾只身一人面见

顾人宜“陈说利害”这些人在向赵尔巽汇报的电函中,绝口不谈顾军响应南方革命而举义,而把这次举

义称之谓“滋事”,并把原因尽揽到官军身上,说:“因前次剿捕,官家实有办理不善,兵弁实有淫虐人民之处,激而出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29页。)“加以军队剿抚时有淫虐之处,剿抚后复借端索诈,以致激成此次之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第40页。)当11月28日年维新、宫玉璋、王志潜再次到顾人宜处的当晚,顾军已做好准备,由顾人帮率民军百余名进攻水门子。29日凌晨四点出发,早六、七点钟接仗,顾人宜亲自率军督战,顾人帮只身冲入敌军三入三返所向披靡,官军甚至手不能发枪,官军一片降声纷纷四窜,哨官奎裕廷被俘,官军死伤一百余名,革命军只伤四人。在这一天,庄河厅同知樊宝青等向赵尔巽报告的禀文中详细的报告了两方开仗的情况及伤亡数,并转述了前去谈判三人回来后的报告,提出顾人宜关于谈判的要求:“要顾人宜无罪赦免;要此次聚众赦免;要人民损伤财产,求大帅赈恤;要前次庄复案内官兵搜去实物;要编练军队;军械枪炮均由日本买来,要官家收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7页。)赵尔巽次日在复樊宝青的电文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称“顾人宜本无大罪,概予宽免,所以未列名者(指前交宽免名单中无顾人宜之名)以其罪轻也,可告知此意”。(《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7页。)同时赵尔巽在给驻瓦房店的巡防前路帮统李蓬瀛的电报说:“退兵本应伊等先退,不然亦须同时并退,我退至瓦房店,彼退回顾家岭 ,庄河张管带之兵不退。至两边齐退后,即谕潘、顾等或亲身或遣人到瓦房店面陈办法。彼此均不准带多人,不携带枪械。如不肯至瓦房店,即在水门子见面亦可”。(《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7页。)赵尔巽之所以如此容忍,主要是因为在顾人宜民军战斗胜利的影响下,各地纷纷起义,使他感到极大的威胁,辽阳的刘二堡起义,凤凰城等地的起义,还有奉天省城中革命党人的活动,迫使他不得不对顾人宜等民军采取剿抚兼施的反革命策略。

  12月3日赵尔巽指令庄、复官员亲自出面向顾人宜提出议和建议。次日官方派出奉天咨议局议员王子万、复州议事会议长张乐民、庄河同知樊蕴珊(即樊宝青)及梅东乔(梅景山)顾晓亭为代表,赴前已约好的地点大娘娘庙(今新金县城子坦镇境内),同顾人宜的代表谈判,历时八日。民军代表提出的条件 ,据12月5日《盛京时报》所载共有三条:“一,清军必须全部复还本年夏季掳掠当地人民的枪械和财物;二,将现在编成队伍的义勇数千名改为义军,保卫地面,由公家发饷;三,现在驻在庄、复之巡防营全部撤出境外。”(《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月十五日(1911年12月5日)。)而《民报》第29号(1911年12月9日)载,则为四条:“一,须退还在复、庄地方所没收的良民(指抗捐斗争的武装群众)的财产;二,顾人宜于复州、庄河境内训练二千人并具有指挥权,除知县外,无论任何人不得干涉;三,目前所用兵费由公家赔偿支给;四,复州巡防队队长李万胜须放逐于东三省外。第一次谈判,因对第二条有分岐意见,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第一次谈判后,庄、复官员曾派复州商务公会理事王舜臣到顾人宜处做过试探性的了解,顾人宜表示:“此番义举官逼民变,决意改革政治,造新国家,私愤二字,早已消除净尽。对罪恶严重的民贼亦断不加害,倘若辈不知自爱,统兵搦战,势不能不痛击”。但是顾军为了整顿队伍,而丧失战机,按兵不动。这就给了赵尔巽以喘息之机,得以镇压了奉天城内的革命党人,之后又派了刘恩鸿(即刘锡山)马步炮队前往庄河对顾人宜施加军事压力。后来又经谈判,顾人宜终于接受了赵尔巽赔偿起义所耗之军费一万两,民军将改编为保护地面的巡防队,保住了相对的独立性。因顾军当时的军饷开支出现一定的困难,隋守真等人折变家产献作军费,也只能维持暂时的局面,最后以保持原民军的阵容,原民军所占有的地方不动为基础,接受了改编,使整个革命形势转入了低潮。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宣告,建国方针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孙中山选集》上卷82页。)1月9日黄兴主持的陆军部正式成立,并亲自部署了六路北伐计划:一,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二,宁皖为第二军沿津浦路前进;三,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师济南;四,秦皇岛关外民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军。

  蓝天蔚被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解除兵权后,1911年11月22日由大连乘船转赴上海。蓝天蔚在上海筹措军械,招募学生军。孙中山依据六路北伐的计划任命蓝天蔚为关外都督。1912年1月6日,蓝天蔚率领以上海青年学生为主力的北伐军一千二百人,乘“海容”、“海琛”、“南琛”三舰和客轮三艘到达烟台,与从大连撤回该地的民军三百多人会师。商震担任了关外民军总司令,他在山东招募了部分民军,并在烟台口外大小钦岛上训练。蓝天蔚、商震统率的关外北伐军虽然力量比较单薄,但是,声势却相当大,给东北人民的革命斗志以及大的鼓舞。

  1912年1月23日晚,“奉天国民保安公会”参议总长袁金铠,宴请张榕、张作霖二人,袁在宴会中告辞而退,张榕在宴会后与张作霖同行,被张作霖的两个便衣特务于文甲、金山连击三枪,中弹牺牲。当晚,联合急进会机关报编辑田又横,被汤玉麟率人杀害。张榕好友宝琨也被金寿山杀害。1月27日赵尔巽在张作霖报告杀害张榕、田又横、宝琨呈文的批示说:“该统领不动声色,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而彰显戮。” (《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125页。)张作霖正是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而扶摇直上的,他“率党羽三百余贼,每夜分投[头]烧抢惨杀,凡剪发易服之人无一幸免,陈尸累累,惨不忍观!”(《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七册397——398页。)张榕的业师张振声由于组织抚顺联急进分会,被杀于奉天万泉河畔,露尸三昼夜,至为残酷。张作霖在拜见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时说:“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张榕不除,最为危险,我不下手杀彼,彼必下手杀我,为了加强防卫,故予处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72页。)这番自白,清楚的表明 了他效忠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野心。日俄两个帝国主义把辛亥革命认为是:“对于日、俄两国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5页。)所以日本提出“革命军如派兵员在中立地带内登陆时,必事先征求日本同意”。(《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 )第221页。)横加干涉革命军的活动。日本本野驻俄大使给内田外务大臣电文中说:“鉴于目前清国形势,尤其满洲现状,本使认为迫使日俄两国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时机终必到来。” (《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53页。)日本帝国主义者时刻都在等待时机,以侵略整个东北。

   自奉天省城革命党人张榕、田又横等十余人被杀害后,张根仁、柳大年又在锦西被捕。“于是革命党人,多离开省城,到大连另谋策动各县起义的方法。是时戴天仇、詹大悲、方刚、张壁、邵子峰等亦到大连……关外民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大连,暂设在佐渡町(现为白玉街)以培基(李培基)为总部参谋长,张壁为前敌军事参谋长,总部与师旅团的编制,略具规模。”(《辛亥关外革命始末记》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第23页。)商震为关外军总司令,顾人宜、邵兆中等为师长,尹锡五、顾人帮等为旅长。1912年2月1日北伐军于尖山口等多处登陆,给坚持斗争的庄复起义军以巨大的支持,北伐军与当地民军汇合后,2月3日向东推进,在花园口北与清军巡防队激战,使巡防营官军连连败北。

  2月5日,顾人宜闻巡防步队三哨二百四十人抵水门子西初家屯意欲夺回水门子,他立即率部下三百人,野炮三尊,前去攻击,战斗不到两小时,官军大败退出五十里向四平街(现为乡)逃窜。2月6日,民军攻占了瓦房店,早四点民军派第一协第二标统尹希五带领部下二百名开到瓦房店,官军闻风而逃,或归顺民军。商民均悬白旗欢迎,高呼民国万岁、民军万岁。与民军恰恰相反,巡防营兵败退至复州城里,严守城门不准行人出入,“知州刘牧号令不行营兵任意乱闹,致使商民恐慌异常。二十一日晚间,有某营全数人携带枪械在南关福源海油房抢去银洋四百元。”巡防营的官兵大肆抢掠更使居民慌慌,盼望民军早日光复。在庄复地区工商学界居民均备有响应革命军的白布,“若一旦有顾兵,则缠之左腕,将乐为之用。”2月10日邵兆中率民军进攻庄河厅城,在与巡防营对垒时激战四小时,统领马龙潭负伤,防兵死三十一名,伤无数。防兵大败,“邵协统进兵庄河城内,绅商异常欢迎。” 北伐军每到一地首先要做革命的宣传,颁布革命传单及安民告示,以争取群众的支持,如“传单内载有关税免征一年,厘金落地等税一律撤废,及本年下半年期租税一律免征”等。(《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912年2月3日)。)在革命军的安民告示中说:

  “鄂省义旗一举,首先占据武昌,闽浙滇黔粤桂,

  皖蜀秦晋赣湘,或者宣言独立,或者不战而降。

  南京光复之后,大局亦属民邦。现在关东三省,

  岂可徘徊观望,若再不兴义举,适足自取灭亡。

  须知民军革命,非同割据称王。鉴于全球大势,

  应将政治改良,谋我同胞幸福,保我中华疆场。

  现彼恶劣政府,言之殊堪痛伤,吸取人民膏血,

  一味图裕私囊,不顾主权丧失,只知献媚列强,

  二百六十余年,同胞受尽灾殃。似此专制政体,

  我国安能久长。今奉军政府命,率师恢复东疆。

  凡我义兵到处,同胞勿用惊慌,军行严守纪律,

  秋毫定保无伤。愿我新旧军界,厉兵秣马相将。

  愿我官绅两界,万万不可骑墙。愿我全体学界,

  共结团体助襄。愿我农工商界,务各输饷捐粮。

  无论汉满蒙回,不可误自相戕。外人生命财产,

  尤宜保护周详。其各同心协力,速行除暴安良。

  建立共和民国,人民永保安康。”(《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912年2月7日)。)

    1912年2月12日,清帝接受优待条件宣告退位。2月15日蓝天蔚接到南京陆军部停战命令后,认为“南北统一”,呈请辞职,并命令辽南前线北伐军停止作战。2月17日邵兆中奉命率北伐军一部分退到烟台。随后顾人宜、张壁、杨大实等也退至烟台等侯整编。到此为止东三省民军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谋求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斗争,宣告夭折了。

  袁世凯窃国之后,以协作整编为名,派其走卒军事参议官曲同丰前去烟台,将关外民军由军缩编为师,由师改编为旅,到1913年春,所有驻烟台及少量留辽南的民军,全部被缴械遣散。风云变幻,使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心灰意冷,蓝天蔚辞职后,拿着袁世凯资助的银洋,出国“游历”去了;顾人宜因母病,告假归里;邵兆中返回凤城老家务农;徐镜心、杨大实、赵中鹄各回老家竞选议员去了;朱霁青到吉林购地垦荒安插被遣散的部分北伐军,也有的人出家当了和尚。也有少数像连承基等参加了反袁二次革命被袁杀害了。

  辛亥革命大连庄复起义所以能坚持到清帝逊位,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庄复有深厚的社会根源,另一方面庄复为日本租借地的隙地,赵尔巽不敢以大批清军前往镇压,顾忌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映。

  辛亥革命最终在东北连形式上的独立也没有争得到,赵尔巽、张作霖一批封建官僚军阀,通过“改旗换历”的手法,摇身一变而成为民国的显贵了,正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912年9月13日)辛亥革命在东北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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